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我说，联合国用四个指标衡量260个国家70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人均GDP、人均纯收入、饮水质量、空气质量，后两个是环境指标。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把大江大河都污染了，老百姓喝的水都不纯净，空气不纯净，这种现代化是没意义的。中国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
汪玉凯是研究政府公共治理的知名学者，经常被各地政府请去做国家形势报告。我采访他是因为2013年初中国中东部地区发生的那场大雾。迈过了所谓的末日，刚进入新年，人们之前惶惶不安的心终于定了下来，一场持续的大雾却来了。雾气最严重的那天晚上，我站在18楼的楼顶看不到下面四环路的灯，远处的大裤衩也仿佛消失在云里，只能看到一片浓重的白。躺在床上，一股呛人的味道挤进鼻子里，我用被子捂着脸，还是有股化学品的味道窜进肺里，勾得我直咳嗽。这场大雾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无奈的人们只好用“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来调侃。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对我说，雾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富含的重金属和致癌性细颗粒物，会被深深地吸到肺泡里面，并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
空气不安全，水也无法安心饮用。之前，山西长治一家化工厂的苯胺泄漏将近一个星期才被通报。高度致癌的化学品已经顺着破损的管道流进了河里，引发了下游城市的恐慌，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同事李捷和钟明亮到了现场采访报道，李捷回来后就发烧、咳嗽。她说，现场的工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处理被冻成冰的苯胺水，但这种具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具有高致癌性，稍有些常识，就会懂得穿上防护服，可是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从专家处得知，当地用活性炭处理苯胺污染水的措施效果有限，也很难彻底消除水源中的有毒物质。
可是那条被流入有毒化学物质的河流却是下游河北、河南多个城市赖以生存的水源。这种毒害并不立竿见影，很可能是在几十年后以某种可怕的方式在身体内爆发。
我可以减少对食物的摄入，可我无法不呼吸、不饮水。
我曾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住所旁边就是草坪，浓重的绿色腻得简直像要淌出来。隔得不远有条河流，天鹅在水中游着，每当游客向水里喂面包，它们就会忽闪起翅膀追着跑。在苏格兰旅行时，某个晚上在乡间公路行进，车灯一闪间，一只鹿的剪影竟然出现在我的车窗上。远处的一片丘陵中，它站立在顶坡，优雅地看着远处，一对极富美感的鹿角昂扬地伸展着，俊美矫健。
我的故乡也曾有温泉水和青山，但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光秃的山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在舟曲的某天晚上，因为天气原因，我们在县政府办公楼留宿，那里白天作为记者会的现场，晚上供找不到住宿地点的记者休息。
我将椅子拼起而眠。
夜半，我被一阵山风吹醒。越过四围熟睡的同行，我一路走到阳台，旁边是大山。此刻我与它如此接近，仿佛伸手就可触碰。夜色下，群山投下沉默的影子，无比庄严，无比神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充盈，赶走了所有的焦虑，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这个夜晚，我一直视为大自然给我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