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她终于说，“既然不是全部内容，而是有所取舍，就可以将它视为一部作品。取舍本身就是创造。如果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每个读者既是读别人，也是读自己，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至于上面有我杜芸秋的名字，那只不过是个符号，换成张芸秋、李芸秋，也是一样的。”
我很高兴她能这样理解。
“还有别人的呢？比如李教授、安志薇、你父母……”
“这样吧，麻烦你给我开个名单，我去做他们或他们后人的工作。三天后我没回你，就证明都同意了。本来没这个必要，他不在了，但他活过，他活着的时候有权对人和事发表看法，是对是错，而今还活着的人，可以继续辩论的。嚯，辩论这个词用得不妥，生者跟死者辩论，失败的永远是生者。这不公平。说申辩更恰当。活着的人可以申辩，即便死者说错了，也还有纠正的广阔天地。不过依你的，我还是给他们打声招呼吧。”
这时候是下午4点过，我感觉有些累——你跟一个脸像被大风吹过、且只露出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女人说上两天半话，你试试看累不累！——就不想在重庆逗留，想马上回去了。
文博忙于接待几个台湾来的投资家，带着他们去歌乐山以北的郊外（城市正飞速扩张，很快就不是郊外了），考察一个青砖绿瓦的地主庄园，看是否有改造成高级会所的价值和可能。我给他打过电话，就去了火车站。但文博派他手下去火车站把我拦下了，说这次太怠慢我，他一定要陪我吃顿饭。
饭桌上并没有那几个投资家，看来谈判并不顺当。文博暗淡的眼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作为领导，他知道无论多么沮丧，都应该在人前及时为眼神充电，于是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兴致勃勃地问我：“聊得咋样？”我说很好。他说我让司机接我表姐去了，很快就到，吃饭的时候，你们再聊一会儿。
我顺便细声问了一句：“你表姐没再成家？”
“没有。”文博说，“我们也劝她再找个人，她总是摇头，她现在如果不拿画笔，便心若止水……”
正说着，司机进来了，说“秋阿姨”在画画，不来吃饭了，但她拿了个盘，让司机转给我，说盘里有段录音，是黄晓洋去世的次日，某家报社采访他最好的朋友时录的，接受采访的当天夜里，朋友反悔，没同意将自己的谈话发表，还去报社复制了谈话录音，交给了杜芸秋。可能有澄清的意思吧：尽管不同意发表，但我也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杜芸秋让司机转告我，如果我用得着，随便用。
回家后，我拟了个详尽的名单，发到了杜芸秋的电子信箱里。
然后又等了三天，未收到杜芸秋的回话，我便放心地坐下来，开始工作。
在整理和输入电脑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意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两次意外不仅没影响这部书，还构成了它必不可少而且意味深长的补充。
文中注释，为整理者所加；某些字体的变化，也是整理者为醒目起见所作的调整。
——好了，现在就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