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好了，现在他又变回到原先的哥了。我过去拉住他的胳膊，用力吊在他胳膊上，那是从小我和哥之间的游戏，“荡秋千。”
和从前一样，我看到哥胳膊上的肌肉鼓了起来，那可是一块栗子肉。
我想起四合院里有一座月亮门洞，门是旧旧的朱红色。西厢房前有棵海棠树，树杈上磨得光亮亮的，那是哥的单杠，他在那枝树杈上练引体向上。海棠果熟了的时候，哥一摇晃，小果子噗噗地往下掉，拾起来就能吃。
那一刻，“哗”一下子，我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不是“龙瘪三”，而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哥两手撑着向后一跃，就坐在客厅的窗台上。
他一会儿往楼下看看，南昌路的梧桐树枝差不多遮住了我家的窗子，妈妈不许我们在打开纱窗的时候开灯，因为树上住着不少花脚蚊子。我家对面有一排红砖房子，房子的底楼有家葱油饼铺子，因为做饼的师傅是个驼背，所以那家店叫阿大葱油饼。他还未收下午市，所以空气中弥漫着烤葱和烤麦粉的香气。自从搬来上海，葱油饼就成了我最喜欢的早餐，即使里面有油渣，我也能吃下去了。
他一会儿又向里面看看，客厅里的家具，都在不起眼的地方钉着个绿色的洋铁牌牌，表示这是公家财产。大红色的人造革沙发，茶几，玻璃书柜，甚至一对藤椅，一张蓝底粉红色花的羊毛地毯和一盏黄铜杆子的落地灯都是向公家借来的。父母常常搬家，所以到哪里，都是从公家借家具用。在北京，我们家的沙发是褐色皮沙发，一股皮革的味道。
只有客厅墙上的照片是我家的财产。那是一幅长轴照片。建国不久，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总政治部军官们，那时他们一起拍的合影。那张照片里总有上百个穿着军礼服，戴着大檐帽，面容严肃的军官，中间坐着的，是毛主席，他旁边坐着朱德总司令。左边第四排数过来第十六个绿豆大的人脸，是我们的父亲。最后一排最旁边的那个米粒大的人脸，是我们的母亲，她比父亲漂亮多了，在照片上也神气多了，但军衔比父亲低，所以只好站在离毛主席最远的位置上。
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卖声，“栀子花嘞，白兰花。”那个女人总在我家大楼门口的门洞里坐着，卖用细铜丝穿起来的栀子花。阿姨有时买一只来，别在大襟上，走来走去，香上一天。
哥双眉在脸上一跳，指着楼下说：“《霓虹灯下的哨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