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使萨义德往戴德勒斯（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的主人公）式的个人主义倾斜。戴德勒斯的格言是“我不效劳”，他有点做作地表白：“我不愿意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做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艺术形式中……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的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在个体的知识分子和流亡的知识分子中间萨义德建立了某种联系，他在瑞思演讲第三部分又讲起了心爱的话题——流亡。
要认定流亡是一种悲惨的命运就必须接受居所、家园、祖国等概念。萨义德对这些概念深深怀疑，因而他能发现流亡的乐趣和优势，并赋予流亡一种阿多诺式的形而上意义。他早在80年代就写道：
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contrapuntal）；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流亡者能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固然多比较的眼光，但是孤零零的“游牧的”个人超越一切社会关系之上，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承担。这是笔者不能同意萨义德之处。流亡不一定是一种值得绝对肯定的经验。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凯斯勒在《渴望的年代》（1951）里说，苦难教给人的不一定是大智大慧，没有一套强健的消化系统，苦难反而成为腐蚀心灵的毒素。同样，流亡也可能是一种损失，以“世界公民”自称的桑塔亚那也提及流亡者在社会和道德生活中有不具资格之处（“social and moral disqualifications”）。在现实政治中，流亡有时还是为权势或霸权所收编的先决条件。媒体的青睐，基金的照顾，这些不是诱惑吗？
萨义德在演讲里将早期奈保尔称为流亡者，而他的小说《河湾》（1979）中的主角沙利姆则是“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的例子”。这是滥用“流亡”一词的一则烦人的例子。奈保尔根据他第二次在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旅行经历写成的游记（1998）发表后，萨义德几乎怒不可遏，他在书评《智力灾难》里讽刺道，只要穆斯林暴露出一点弱点或过错，来自第三世界的目击者奈保尔总是在场；这么一部充满侮辱性语言的“目击记”将使无数穆斯林受到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