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像乔姆斯基那样的杰出知识分子有何特征？萨义德说，他们“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这些特立独行之人充满抗拒意识，不屈服于任何“集体激情的组织”。萨义德引用《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作者、美国左翼人士拉塞尔·雅各比的话说，他们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以个体的声音取代群体的话语：
群体不是自然形成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制造、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来的客体，这个客体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
从上下文看，萨义德好像在说西方传媒中的伊斯兰社会，但“奋斗”与“征服”两词显示他也可能另有所指。他说，千百年来生活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具有文化上的高度稳定性，这类群体当然是指长期居住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段文字，潜流奔涌，要充分理解还需要提一提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
在《知识分子论》的前两章，萨义德数次提及班达和他的《知识分子之背叛》（1927）。萨义德表示赞赏地写道：“班达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班达批评知识分子涉世太深，为政治热情牺牲非物质价值的追求。他相信真正知识分子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出版不久就由英国作家奥尔丁顿译成英文，托·斯·艾略特还在1928年的一期《剑桥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艾略特同意班达的基本论点，但感到有必要将政治热情和政治兴趣稍加区别。假如知识分子满足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辨，与社会实践彻底隔绝，那么他们反倒成了我们怜悯（而非羡慕）的对象。班达这部著作现在极少有人提及，萨义德引述他的观点来界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不是有更深的用意？尽管萨义德勇敢而且愤怒，他在有的问题上并非没有顾忌。他似乎想说犹太民族也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建构、制造出来的，但终未说出口。
班达在《知识分子之背叛》第一章写道，各种高度自觉、骄傲自信的政治热情正在积聚力量，它们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犹太民族主义”：
过去，犹太人在各国因组成至少是一个不肯同化的独特民族而受指责，当时他们否认他们的特殊性，试图消除外观上的特点，拒绝承认确实有种族问题。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他们中有的人全力主张这种独特性并界说其特征……以此为荣，谴责任何与他们的对手同化的努力。
班达自己是犹太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表这样的言论并无不可。他还点了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和安德列·斯彼埃和杂志《犹太评论》的名，并担心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热情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的时代又多了一种使人相互为敌的傲慢。”萨义德对班达向法国民族主义者（如著名作家巴雷斯）发出洪亮的叱责之声叫好，但他如果提醒读者，犹太裔的班达还就犹太民族主义发表上述观点，那么他就超出了所谓的公共舆论所允许的范围。因为“犹太民族主义”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一旦对它提出批评就会被扣上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帽子。无所畏惧的独立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掌握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