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厌恶伦敦文人圈子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罗素尤其不以为然。他认为，从人格、责任感和感觉力来说，维特根斯坦要比罗素出色得多；罗素年轻时“生活经历贫乏”（D．H．劳伦斯语），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敏感，善于自责，没有罗素那种盲目的优越感。利维斯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中很快发现对方有一颗受折磨的灵魂，可贵的是他对此既不掩饰，也不故意张扬。相比之下，罗素在悲叹人类命运时仿佛是在自我欣赏。维特根斯坦确实会出口伤人（但要捕捉那伤人的语气又相当困难），但未见得出于恶意。利维斯举维特根斯坦与约翰逊的关系为例。维特根斯坦对约翰逊评价不高，1912年年初他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利维斯：“我见到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约翰逊也曾无奈地自嘲道：“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维特根斯坦回剑桥时约翰逊已经年过七十，他本来体质就弱，此时更呈老态。然而对他最为关心的还是维特根斯坦，他常去这位前辈家与他下棋，听他弹奏巴赫。没有这样一位极富音乐天赋而又十分耐心的听者，约翰逊恐怕不会去摸他那架Broadwood大钢琴了。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些不成为其缺点的特点。
一个夏日的傍晚，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约他外出散步。他们信步走到剑河边，维特根斯坦租了一只小船，但只要了一支划桨。一到船上，他就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划吧，我得锻炼锻炼。”利维斯自己也想活动一下，不过不便多言语。不多久，他们到了剑河下游的格兰塔河，在维特根斯坦提议下弃舟登岸。岸边没有路，两人跨过沟沟坎坎和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越走越远。若不是利维斯提醒，他们当晚回不到出发点。回程还是维特根斯坦在奋力划船，抵达租船处时已近半夜。维特根斯坦不容利维斯分说，坚持付钱。看船人一脸不快，利维斯估计维特根斯坦没付小费，从裤袋里掏出一点零钱塞到看船人手里。回家路上维特根斯坦问给了多少小费，并说下不为例。利维斯已不大耐烦，反驳说：“我们俩回来这么迟，他都等了几小时了。除了看船，他还有自己的生活。”
利维斯在提及此事时指出，要指责维特根斯坦小气吝啬是极不公正的，维特根斯坦压根儿没有中产阶级（“bourgeois”，或曰小市民、“资产阶级”）的罪恶和美德，他不仅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难免有点不近人情。不过他待人苛刻并不是出于恶意，有时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自我中心的专注。比如他在利维斯家看到一架新的留声机时竟说：“你没什么值得一放的东西吧！”然后他发现了一张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的唱片，发出“啊”的一声，就把唱片放到转盘上摆弄起来。音乐一响，他又抬起唱臂，调调转速，重新把唱针放到唱片上，如此反复数次。在他用灵巧的手指拨弄唱机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身边的利维斯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