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还说到两件有关维特根斯坦工作方式的趣事。维特根斯坦工作时往往殚精竭虑，时间稍长就会感到极度疲乏。一天晚上他又来利维斯家串门，一坐下来就絮絮叨叨谈个不停，几小时后仍无意告辞。利维斯猜测，他必定又是劳累过度了，不得不提醒他：“你不是说明天得去诺丁汉的亚里士多德学会读一篇论文吗？”维特根斯坦回过神来，要利维斯陪他回到自己住处，但一出门居然提出要步行到剑桥以北十四英里的小镇伊利（Ely）去。利维斯也不理睬他，挽住他的手臂往剑桥市中心走去。一会儿工夫，利维斯发现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已靠在他身上，几乎不能独立行走（关心同性恋的研究者又有文章可徽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维特根斯坦住处门外，利维斯叮嘱他早早上床休息，想不到有气无力的维特根斯坦竟说：“你不知道，我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担心我活不到完成的那一天。一天下来我得把已做的工作抄誊一份交弗兰克·拉姆赛保管。今天这事儿还没做呢。”
此事必定发生在剑桥天才数学家、哲学家拉姆赛（1903-1930）逝世之前，亦即维特根斯坦回剑桥不久。维特根斯坦常因自己“最可恶而又琐碎的思想与行为”（致罗素信）自责，他甚至真诚地称自己“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致平森特信），但这件小事暴露的则是一种济慈式的焦虑。济慈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一堆书，在文字里，
像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
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
传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雾征象，
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笔描出它的幻相。
维特根斯坦生活在用电脑处理文字的今日就不必为他的“熟谷子”操心了，不过要他目睹资本的观念如何左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大概宁可舍弃“后现代”的种种便利而去做遗世独立的隐士。据诺尔曼·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一书中说，维特根斯坦担心自己的著作毁于火灾，特意买了一个轻便的钢制保险柜存放笔记本和手稿。
另一件趣事是由一条悖论引发的。一天下午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闲聊，利维斯不小心提到他们上次见面时讨论的一条悖论，想不到维特根斯坦话匣一打开后再也关不住了。那天是星期五，利维斯夫妇照常例要以茶会招待主要来自英文系的客人。客人渐渐到齐，他们本有要事商量，见维特根斯坦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观点，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思路。而维特根斯坦迫切需要一批听众，至于别人是否真对他的话题感兴趣他并不在意。谈到兴头上，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他拿起身边一本《新法兰西评论》挥一挥说：“这就是世界！”原来杂志封面上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4卷的题目——“所多玛和蛾摩拉”（《圣经》中两个罪恶之城的名字）。来客见维特根斯坦无意打住，听了一阵也就走了。一直到晚上近八点，维特根斯坦才记起他要在当晚的道德科学俱乐部聚会上发言，并要利维斯一同前往。利维斯早已疲惫不堪，此刻只得勉强应承。到了聚会的地点，维特根斯坦道歉一番之后说，他整个下午都在“与利维斯博士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