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亦即《国富论》出版一百周年的时候，首任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离华赴任。从郭嵩焘开始的一任任出使欧美的中国大臣见到海外文教之盛都惊讶不已。朱熹说，立身之本必须“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然而或因经济的原因，或因认识不足，中国社会各界捐资办学未能形成蔚然之风。郭嵩焘等念及自己的祖国学校废弛，家自为教，而政府居然无所作为，不禁怃然。光绪三年，郭嵩焘在伦敦参观“客来斯阿士布洛学校”（指创立于1533年的Christ\'s Hospital，即著名的基督慈幼学堂，散文家兰姆、诗人柯尔律治都曾在该校就读）。他在日记中记述，那里共有小学生七百人，“大率世家贫无资、孤苦，则学馆收而教之。日三餐，衣履皆学馆给之。”晚餐时，全校师生聚集一堂，餐前餐后都有教士宣讲，乐队唱诗班“鼓琴作歌”。见此情景，这位中国使臣不由想起自己国家传说中的圣人之教：“三代礼乐，无加于此矣。”清政府派驻英国的第五位使臣薛福成尤其留意国外的基础教育制度。他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3）里盛赞“西洋各国教民之法”：“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即残废聋瞽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他曾在英格兰南部路过一“贫孩院”，“叩户入观”，大为感动：“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他也许把英国慈善学校里的一切想象得太美好了，但他批评当时洋务运动中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今日看来是切中时弊的。“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他在《出使日记续刻》（出版于1894，即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里写道，“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
甲午战争前夕的中国，已有一些新式学堂，但是中央政府财力不济，要实行义务教育谈何容易，更何况执政能力低下，“罪其父母”全无可能。《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更痛切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人民素质的竞争，是教育制度的竞争。新的学制章程（即所谓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很快就问世了，但是清政府如此软弱，学制规定只是纸上谈学，因为无法有效执行，还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因要求立宪的呼声日高，清政府发谕宣示预备立宪，但“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立宪期限还需妥议，“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清政府想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尊崇秩序，保守平和”），告诫人民“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清廷的抨击者也有理由怀疑它的改革决心。现在我们已不难理解，稳健、渐进的政策是改革成功的保障。突然启动、突然刹车的改革容易对国家机器和人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