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化，他对柏拉图笔下希腊城邦的理想教育再三致意。援引希腊是为了纠正时下的偏差。他强调，在任何一个“改良和文明的社会”，为防止多数人的堕落和退化，为防止“精神上的残废和畸形”在人民之间蔓延传播，君主或国家必须出资办教，强迫全体人民获得包括诵读、书写和算术在内的最基本的教育：“国家可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那基本的教育了。”斯密还建议为坚定学生的向学之心，应该对校中表现出色的儿童颁发奖章，以资鼓励。
在18世纪的英国，宗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休谟是不可知论者，但他从维护社会安定出发，认为政府发给国教教士定俸符合社会的利益。斯密也赞成公家资助宗教，如通过经国家法律认可的财源什一税，不过他还肯定宗教的教化作用。斯密于1755年至1764年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做演讲的部分讲稿早已经人整理出版，他在讲稿中数次提及商业如何使人民失去“高瞻远瞩的能力”和“须眉气概”，而且，随着分工的细化，使用童工的现象十分广泛。“商业带来的另一种不良现象是教育大受忽视。在富裕的商业国，分工把一切职业化成非常简单的动作，这就给年纪很轻的儿童提供工作的机会。”与英格兰相比，苏格兰发展程度不高，分工欠发达，但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反而受到重视，下层人民的子女接受了较粗浅的教育后终身受益。斯密特别提出这种益处是宗教的益处：
通过这种教育，他们学会读书，而这就给予他们和宗教接触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大的利益，不但使他们变成虔诚的人，而且给他们提供冥思默想的东西。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乡村学校的好处，不管人们怎样轻视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非常好的机构。
这里说的“乡村学校”是苏格兰教会的牧民工具，不以赢利为目的。斯密在《国富论》里对苏格兰教会评价很高，称它维护了苏格兰人的信仰，并在社会上确立了良好的秩序和严肃的道德精神。这大概也是苏格兰乡村学校的功绩。
斯密还在《国富论》中解释了教育的政治利益，即教育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他好意劝说道，即使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办教育获取直接利益，那也是值得的：
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他们各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越高尚，自己越可能得到法律上、长上的尊敬，因而他们就更加尊敬那些长上。对于旨在煽动或闹派别的利己性质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细；因此，反对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论调，就愈加不能欺惑他们了。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这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平民教育在斯密看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保守力量。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令斯密满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