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论普及教育
2004年春季以来，媒体时常提到我国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亟须加强和改进，这为我们检讨近十余年的教育体制提供了契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市场极端主义者认为，人人为己乃人类天性，大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时会自然而然地造福社会。于是教育也被理解为一种商业行为，一架赚取利润的永动机，而应该享有教育权利的青少年儿童则沦为市场上牟利者的人质。学校胡乱收费、勒索钱财的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发生过农民因无法交付儿子上学的学费而自杀的恶性事件。所有这一切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何种恶劣影响，可想而知。他们在家长接到交费通知时的凝重面容背后，看到一个没有温暖与公正的社会，一个充满冷漠与敌意的世界。这种切身感受，永远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大敌、和谐社会的大敌。
在市场极端主义者的眼里，亚当·斯密是有大智大慧的。然而他们往往只是把斯密一些常被经济学家引用的文字作为他全部学说的精华。例如斯密曾说，每个人出于自爱之心尽量改善自己的境遇，这种努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仅凭它社会就会富裕繁荣；有的法律限制、妨碍它的作用，实在愚蠢。这段话常被用来说明政府的干预实属不必。实际上斯密所说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让我们先从社会分工谈起。
《国富论》的第一篇头三章都是论述劳动分工问题的。斯密以扣针制造业为例说明，劳动者终身从事一种单纯的操作，熟练程度就会大大增加。人们慢慢发现，专务一业可以扬长避短，时间一久，社会分工逐渐形成，并且越分越细，各种职业多至不可胜数：
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别人生产的物品。
分工的细致程度是与社会的发达成正比的。在职业众多的社会，那些有闲暇去研究社会的人十分幸运，他们基本上不为职业所局限，而供他们分析的对象又如此繁多，于是他们不断运用心思，智能异常发达，远胜于常人。但是斯密注意到，综合起来看，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自然能力并非协调发展，极少数能力卓异的绅士／业余爱好者无补于社会整体。在《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的第一章，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亚当·斯密发现，商业或社会高度发达，劳动者的能力却趋于退化：
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而且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感情。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做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
当时产业革命才初露端倪，斯密已看出过细的分工将对劳动者的能力和道德品质造成摧残，假如他对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反映的流水线作业有所闻听，更将震骇不已。这些“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将如何改善他们自己的境遇？人为的法律是否能为他们提供帮助？斯密对此有周密的考虑。
正因为发达商业社会的劳动者一生消磨于简单重复的操作，在能力和品德上牺牲太大，斯密对分工较粗因而不甚发达的农猎和游牧社会还颇为羡慕。他说，在那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掌握多种技能，为对付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种种发明层见叠出；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人人都是战士，都有尚武的美德，知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商业社会的居民则不然，斯密写道：“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消毁掉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缺乏教育是精神退化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