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诸种美德之中，正义享有至尊的地位。正义原则“保护弱者，抑制强暴和惩罚罪犯”，必须得到最神圣的尊重。由法律来保障的正义是支撑社会大厦的台柱，稍有松动，人类社会的宏伟建筑必将崩塌。如果说正义像语法规则一样精细清晰，其他的美德如审慎、宽容、慷慨、克制、坚忍和友谊等是含糊不清的，允许有很多例外，可做无数修正；实践这些美德时需要的是适度、合宜、得当，不能一味教条地照格言行事。道德教育的力量不是来自抽象的原则或泛泛的理论思想，而是来自对合宜性（propriety）的深切体会。不敢稍忘“公正的旁观者”对自己的评介，将他的严格要求内化为习惯本能，这样在任何场合对自己的同情就不会过度。斯密说，“公正的旁观者”总在关注一种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相称，而表现这感情的方式永远应该庄重有礼。一个人受到伤害，心中升起狂怒，就想尽量报复，施以最重的惩罚。但是“公正的旁观者”会阻止怒火无休止地发泄，他即使允许憎恨，这种感情也必须以高尚而大度为限，受害者的言行不能超出合乎情理的程度。遭遇不幸，也不应放纵感情。在世人眼前显得软弱，旁观者反而感到羞耻，而非悲伤和怜悯：“我们厌恶那喧扰不已的悲痛——它缺乏细腻之情，用叹息、眼泪和讨厌的恸哭来强求我们给予同情。但是我们对有节制的悲哀、那种无声而恢宏的悲痛却表示敬意……并抱着不安的心情注意我们的一切行为，唯恐我们不得体的举止扰乱这种和谐的宁静——它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保持。”在危难灾变之际行为合宜，这何尝不是最大的体面？
在亚当·斯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和合宜性的阐述中，常见古希腊罗马文学对他的巨大影响。他崇尚的美德往往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典美德。对逆境中的自重他尤为赞赏：
那些带着坚定的面容，极其安心地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似乎并不因为这种改变而感到羞辱，而且不是以财富而是以品质和行为来支持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总是深为人们所赞同，并且肯定会获得我们最高度和最为深切的钦佩。
在这些古典美德中有“热心公益的精神”，它充满美感，博得我们由衷的赞同。罗马共和国创始人布鲁图处死反对罗马的亲生儿子，他不是用一个父亲的眼光，而是用一个罗马公民的眼光来看待儿子的反叛。一个人出于公心将布鲁图儿子的生命与罗马帝国哪怕是很小的利益放在天平的两端称量，轻重立判。楚国的伍子胥为父复仇，竟带吴国军队灭楚。只有以家庭、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文化才会津津乐道“鞭尸”的故事。斯密还高度评价他的同胞。他说，假如需要保卫事关国家未来的要塞，可敬的英国人都会从“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权衡得失，“他们宁愿上千次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由于自己的过失而让它落入敌人之手”。所有体现公益精神的行为都有“伟大、崇高和高尚的合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