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抄是传抄中的特殊形式，抄者以薄纸蒙在底本上，按照原样描摹影写，倘得佳手，可以逼真。影抄本的价值，也就在于能最接近地反映原本的面貌。明、清两代酷爱宋本、元本的人，多有影抄的兴致，或自抄，或雇人抄，其中且不乏名家。据说明末毛晋的“影宋抄”，竟达到“与刊本无异”的境界。近现代以来，虽然影印技术广为应用，但清末民初的不少藏书家，仍然热衷于影抄、影刻宋、元善本。此外，影刻须以影抄本作为稿本上版付刻，有些上版稿本完成后，因种种原因并未付刻，便会流传于世。影抄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技艺，而职业抄手平时也会影抄珍本、善本以求售。只因近百年来战祸劫难频仍，流传至今的影宋、元本以至影明抄本，数量都已微乎其微，所以近年拍卖会上偶有此种影抄本露面，都为藏家所争逐。
影抄并不神秘，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时的描红，就类乎影抄。对于掌握了用笔技巧、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影抄考验的主要是意志与毅力。影抄求形似虽不难，但成千上万的文字，要能抄得神似，也决非易事。在明清以降的传抄本中，如发现所用纸张较薄，版式、行款与宋、元刻本相同，字体多似欧、颜、柳、赵等体的，应考虑影抄本的可能。当然最后确定，仍须与相关底本对照验证。前文说过，影抄本与上版稿本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不过上版稿本存世极少，而且所用纸张应与刻本的时代相同，而影抄本则多产生于数百年后，所以纸墨成为鉴别的重要依据。
笔者无缘于影抄佳本，但所得几种影抄本，恰好可以说明影抄的两种基本方法。其一是影抄中村春堂书三体《千字文》（图十七），线装一册，抄者依样画葫芦，居然写得有模有样，要细审才能看出其笔触的滞涩与结体的生硬。此本的版权页和所附的《千字文训点》，不用影抄法，就可以看出抄者的书法并不佳。其所用是浅黄色机制蜡光纸，薄而柔软，没有帘纹，透明度甚好，且多半纸张四周印上了黑色的粗线框，似乎是专门给人用来影抄的，页高一四六毫米，宽二七零毫米。这种蜡光纸流行于清末民初，此抄本也可断为民国年间之遗。
中村春堂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书法名家，编著出版过多种书帖，在台湾书法界有相当影响。此册以真、行、草三体书写《千字文》，半页六字，共八十四页，东京辰文馆大正五年二月初版，大正七年十二月已印到廿版，可见销售之畅。《千字文》似乎与历代书家有不解之缘，周兴嗣当初就是以王羲之所书单字编成，又由王羲之裔孙智永临写八百本赠送各寺而广为人知；中国的怀素、欧阳询、褚遂良、张旭、米芾、赵佶、文徵明，日本江户时期的卷菱湖、市河米庵，明治时期的日下部鸣鹤、小野鹅堂等书法名家，都写下过不同书体、不同风格的《千字文》。
另一种影抄本，所抄是《石鼓文》（图十八）片断和邓石如篆书《嵩岳长寿宫记》、《宋武帝与臧焘书》等，订为一册，高二五七毫米，宽一八七毫米；装订时折页内另衬白纸。其中《石鼓文》半页四字，计八页；《嵩岳长寿宫记》、《宋武帝与臧焘书》亦半页四字，计二十一页。邓石如是书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其篆书尤为世所重，后二种是其晚年所写，更为成熟。
此本是用机制薄纸蒙在底本上，以双钩法勾勒出原字轮廓，而不失原作之神韵。这就比影摹的难度大得多了。看其运笔，有一划长达数百毫米，回环周折，流转自如；尤其是《石鼓文》，线条细如游丝，而不枯不颤，由墨色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笔的走向。抄者虽没有留下姓名，但书法水平决非泛泛；从其以铅笔在篆字旁所写的释文（图十九），也可以看出他的字写得相当好。不过此本的时代较近，大约抄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之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书法是中国人唯一可以保留的业余爱好，也是有可能不伤天害理即显姓扬名的途径之一，而出版的匮乏使得佳帖难寻，有机会见到前代名帖，影抄一份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