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抄本

影抄是传抄中的特殊形式,抄者以薄纸蒙在底本上,按照原样描摹影写,倘得佳手,可以逼真。影抄本的价值,也就在于能最接近地反映原本的面貌。明、清两代酷爱宋本、元本的人,多有影抄的兴致,或自抄,或雇人抄,其中且不乏名家。据说明末毛晋的“影宋抄”,竟达到“与刊本无异”的境界。近现代以来,虽然影印技术广为应用,但清末民初的不少藏书家,仍然热衷于影抄、影刻宋、元善本。此外,影刻须以影抄本作为稿本上版付刻,有些上版稿本完成后,因种种原因并未付刻,便会流传于世。影抄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技艺,而职业抄手平时也会影抄珍本、善本以求售。只因近百年来战祸劫难频仍,流传至今的影宋、元本以至影明抄本,数量都已微乎其微,所以近年拍卖会上偶有此种影抄本露面,都为藏家所争逐。

影抄并不神秘,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时的描红,就类乎影抄。对于掌握了用笔技巧、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影抄考验的主要是意志与毅力。影抄求形似虽不难,但成千上万的文字,要能抄得神似,也决非易事。在明清以降的传抄本中,如发现所用纸张较薄,版式、行款与宋、元刻本相同,字体多似欧、颜、柳、赵等体的,应考虑影抄本的可能。当然最后确定,仍须与相关底本对照验证。前文说过,影抄本与上版稿本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不过上版稿本存世极少,而且所用纸张应与刻本的时代相同,而影抄本则多产生于数百年后,所以纸墨成为鉴别的重要依据。

笔者无缘于影抄佳本,但所得几种影抄本,恰好可以说明影抄的两种基本方法。其一是影抄中村春堂书三体《千字文》(图十七),线装一册,抄者依样画葫芦,居然写得有模有样,要细审才能看出其笔触的滞涩与结体的生硬。此本的版权页和所附的《千字文训点》,不用影抄法,就可以看出抄者的书法并不佳。其所用是浅黄色机制蜡光纸,薄而柔软,没有帘纹,透明度甚好,且多半纸张四周印上了黑色的粗线框,似乎是专门给人用来影抄的,页高一四六毫米,宽二七零毫米。这种蜡光纸流行于清末民初,此抄本也可断为民国年间之遗。

中村春堂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书法名家,编著出版过多种书帖,在台湾书法界有相当影响。此册以真、行、草三体书写《千字文》,半页六字,共八十四页,东京辰文馆大正五年二月初版,大正七年十二月已印到廿版,可见销售之畅。《千字文》似乎与历代书家有不解之缘,周兴嗣当初就是以王羲之所书单字编成,又由王羲之裔孙智永临写八百本赠送各寺而广为人知;中国的怀素、欧阳询、褚遂良、张旭、米芾、赵佶、文徵明,日本江户时期的卷菱湖、市河米庵,明治时期的日下部鸣鹤、小野鹅堂等书法名家,都写下过不同书体、不同风格的《千字文》。

另一种影抄本,所抄是《石鼓文》(图十八)片断和邓石如篆书《嵩岳长寿宫记》、《宋武帝与臧焘书》等,订为一册,高二五七毫米,宽一八七毫米;装订时折页内另衬白纸。其中《石鼓文》半页四字,计八页;《嵩岳长寿宫记》、《宋武帝与臧焘书》亦半页四字,计二十一页。邓石如是书法史上集大成的人物,其篆书尤为世所重,后二种是其晚年所写,更为成熟。

此本是用机制薄纸蒙在底本上,以双钩法勾勒出原字轮廓,而不失原作之神韵。这就比影摹的难度大得多了。看其运笔,有一划长达数百毫米,回环周折,流转自如;尤其是《石鼓文》,线条细如游丝,而不枯不颤,由墨色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笔的走向。抄者虽没有留下姓名,但书法水平决非泛泛;从其以铅笔在篆字旁所写的释文(图十九),也可以看出他的字写得相当好。不过此本的时代较近,大约抄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之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书法是中国人唯一可以保留的业余爱好,也是有可能不伤天害理即显姓扬名的途径之一,而出版的匮乏使得佳帖难寻,有机会见到前代名帖,影抄一份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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