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去世这一年，我的父亲关锡斌才十岁。祖母拖着几个未成年的儿女，历尽艰辛，回到了北京郊外的通州府。关在田一生为官清廉，留下的一点儿积蓄皆被爷辈兄弟家人瓜分，孤儿寡母反而无所依靠，只得寄居在亲戚家。祖母抑郁成疾，不久去世。父亲被送到北京一个表叔家寄养。表叔孤身一人，家境清寒，勉强供着父亲上学。国仇家恨，在我父亲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父亲在天津师范学校读书时，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天津最先响应。十五所学校很快组织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罢课，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父亲作为天津师范的学生领袖，异常活跃，并在那时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天津市的学生领袖。父亲率先与一些积极分子去北京声援，并和当时的一些北京学生，被北洋军阀逮捕。周恩来马上率领三千多学生和工人乘火车赶赴北京示威，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当局放人，当局怕事态闹大，终于把他们释放了。
出狱后，父亲随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和“革心”为宗旨的“觉悟社”，编印刊物《觉悟》。刊物被当局查封后，风闻军阀又要抓人，父亲表现激进，处境危险。在周恩来的劝说之下，父亲凑足资金，登上了法国轮船“金字塔”号，赴法留学，同行的有徐特立、向警予、恽代英等后来著名的革命人士。他们是中国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了巴黎。父亲和周恩来经常接触，也多次参加过周恩来组织的聚会。
就在那个时候，父亲加入了基督教会。父亲虽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但他身上又散发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气息。有了自己的信仰，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人心浮动，父亲觉得在法国缺少读书的气氛，于是，在几个信奉基督教的同学动员之下，于1921年乘船去美国读书。他先入爱荷华州师范学院，后来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神学和教育学。
1926年的春天，父亲关锡斌孑然一身从美国回到天津。这年他正好三十岁，风度翩翩，浑身散发出十足的洋味。即使在天津这样较早开埠的城市，也引来了不少钦羡的目光。孔子曰，三十而立。可是他尚未婚娶，亲戚朋友们格外起劲地为他张罗终身大事，街坊四邻则议论纷纷，多方猜测。我这位“洋”父亲当然对那些缠脚女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父亲在美国已经经历过一场以幸福开始、以痛苦终结的爱情。他爱上了一个长着一双褐色大眼睛、小巧玲珑的美国姑娘玛格丽特。这是一场闪电式的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父亲无法理解，玛格丽特为什么不辞而别。
那一年，正值中国的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打倒了吴佩孚，成立了新政府。“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歌声也传到了美国。时已返国的朋友吴耀宗、徐宝谦——两位虔诚而爱国的基督徒，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事业的重要领导人——恰在这时写信给我父亲：“目前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上，正在寻找一条救国的道路，年轻的知识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赶快回来吧！祖国需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