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黄自先生的学生太幸福了”

上海音专繁忙的教务工作并没有影响到黄自的教学态度。相反,黄自先生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很让人钦佩!他的妻子汪颐年曾回忆说,黄自对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当时他要讲好几门课,这些课尽管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还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备课,甚至有时要工作到深夜。对此,汪女士有些不理解,有一次问他:“这些课你不是早就熟悉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准备呢?”黄自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你自己懂了还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后,到上课时才能吸引同学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一次,他病了,得了痢疾,每天早晨腹痛,而且还总是在要到学校去时才痛得特别厉害,妻子汪女士曾多次劝他请几天假,找医生治疗一下,但他始终不肯,只是在腹痛时躺着用热水袋焐一下,就又赶去上课。每次上音乐欣赏课以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唱片反复地听好几遍。他常对学生说:“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

黄自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对学生的课业却要求极其严格。他的学生回忆说,我们都很怕黄自先生,每次他给我批改和声习题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一面在钢琴上弹,一面微笑着点头。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仍是微笑着,但不是点头,而是慢慢地摇着头。这种教学方法着实比严厉的批评更有效。

是严师,也是慈父,一个对学生既能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的老师自然是深受学生喜爱的。黄自的子女曾写道:“父亲喜欢学生,学生们也喜欢他!”解放后最早研究黄自的钱仁康教授还说:“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并乐于在各方面给予帮助。”1931年,学生马国霖经济出现困难,交不出学费,当他为将要辍学而苦恼时,忽然接到黄自先生的一封信,还有交学费的收据和入学证。1934年,他的四大弟子之一刘雪庵的兄长去世,家境窘迫,黄自“慷慨解囊,从生活上帮助了我,并将我的作品推荐到社会上去,以解燃眉之急”。学生们都很爱戴黄自。刘雪庵曾写道:“虽然他平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在辅导学生及培育中国音乐教育这棵新生的嫩苗时,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见者都有亲热感。他虽是教授,但从不‘好为人师’,也从不对人感到厌烦,而是侃侃而谈、启发提问、因势利导,令人广开思路;既是谈笑风生,又是诲人不倦。先生的声音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先生渊博的学识,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难怪著名音乐家钱仁康先生也称赞“黄自先生的学识非常渊博,但他总是虚怀若谷,从不骄逸自满,非常尊重同辈和先辈人物,从无倨傲和忌妒之心”!黄自先生以身作则,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熏陶着学生,他的学生马国霖曾感慨道:“做黄自先生的学生太幸福了!”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黄自培养出了许多专业理论和作曲人才,如著名的有“黄氏四大弟子”之称的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有谭小麟、林声翁、钱仁康等近代音乐家等,至于师从过他的如丁善德、张定和等,就更是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黄自对学院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校长萧友梅。甚至于直到“文革”时期,他的影响仍然让张春桥之流心有余悸!贺绿汀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初期,有一次,张春桥问当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钟望阳:“你们那个学校是谁在领导呀?”钟望阳回答说:“是党在领导嘛!”张春桥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不是的,是黄自在领导!”而那时黄自先生已经逝世将近30年了。今天,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内外能享有盛誉,与黄自当年的辛劳是分不开的。黄自不愧为我国音乐事业的拓荒者!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