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术大师刘海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满腔敬意溢于言表。
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那些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产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另外，李叔同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
对于艺术，李叔同十分重视做人的准则和艺术的关系。虽然他在艺术上有着超人的天赋，但却更强调“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便是一个人的人格修养，要做一个文艺家，首先必须要做一个好人。李叔同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作《音乐小杂志序》，这是一篇优美的小品文，以风雅之文笔，极尽阐发音乐于人之性情的陶冶效用，可见他非常重视艺术与人之心性的养成关系。艺术可促人性之完善发展，而音乐艺术怡情养性的审美陶冶功能则更是“感人深矣”。
朱光潜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说明李叔同“言教之余益以身教”的艺术教育的巨大成功，特别是他在审美教育中一以贯之的“以德感人”、“以德为表率”的人格魄力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在艺术教育中的嘉言懿行，以及在皈依佛门后的宗教修行，都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标准，在今天看来，这既是一种人文教养，又蕴涵了深厚、优秀的传统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