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杨绛动情回忆：“在庙堂巷，父母姊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
“安徐堂”后园建有“花厅”（其实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带厢房——这里是杨绛三姑母杨荫榆的住处。
1924年下半年，杨荫榆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在国内革命浪潮中被打成“落水狗”。杨家新屋落成之际，杨荫榆因“女师大风潮 ”黯然回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寄居在兄长家。
杨荫榆早年婚姻不幸，曾奋起反抗，“她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女师大风潮”时，校长杨荫榆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后迫于压力辞职。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后，就踏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历经留学艰难，又遭遇事业的失败。
事实如此，却不知这该归于人格悲剧，还是一种文化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听章太炎谈掌故
1926年，杨绛在振华上高中（费孝通当时是杨绛的同班同学）。暑假，振华女中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一次请到章太炎先生来谈掌故，会场在苏州青年会大礼堂，小荷初露的杨绛被安排一个人坐到章太炎边上做笔录。当天，杨绛来时会场已座无虚席，她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迟到了不好意思。
怯怯的杨绛上台坐在记录席上，开始听掌故。可是章太炎先生高深莫测的演讲，加上一口浓重的乡音，岂是那么容易听懂的？
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杨绛开始犯难了。不能假装乱写，又不会冒充张天师画符，她放下笔，干脆不记，且“老老实实”、专心一意地听，却还是一句也不懂。杨绛只好光睁着眼“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来把他的掌故记住。1993年11月10日，她病中不寐，清晰记下了那天坐在大舞台记录席上一句也听不懂的“出丑事”：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以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
……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