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与杨伟父亲单位签的供货合同期限已超一个月，我们发疯似的找摩托车供货方。
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德川的人。
此人气派十足，西装革覆，打着领带，梳着油汪汪的猛回头发型。据说他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后即步入政坛，只一两年就当上了重庆周边一个县的副县长，没干多久又主动辞了职务下海经商。
王德川坐着一辆崭新的尼桑轿车来见我们，夸下海口说搞到我们要的摩托车小菜一碟。他报的价格和我们从前的不相上下，急着找米下锅的我们立即就和他签了合同。打了一百五十万到他账上后，他承诺三天后提货。
这三天我和白镜泊度日如年，我们给杨伟父亲打了包票，说三天后定能给他们供销社发货。其实是不是能够做到我们心里也没底，王德川是我们手上捞到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三天后我们找王德川问提货地点，打他的传呼怎么也不回。我们心急如焚地赶到他办公室，也见不着他的人影。问他办公室的人，他们全都支支吾吾，说不知道王总到哪去了。如坐针毡地等到天黑，有人劝我们回去，说我们就是等到第二天天亮也见不到王总。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白镜泊惶惶不可终日，编各种故事，找各种借口搪塞杨伟父亲，他打来的每一拨电话都像是催命似的。十几天里我们焦头烂额，终于等来王德川的传呼。他给的电话号码是北京的，我们立即打过去。
王德川说，收了他公司钱的那家公司老板跑了，他一直找到了北京，根本无法找到人，但他会对我们负责，他有三台吊车价值一百五十万，可以给我们开具等值的发票充抵。
我和白镜泊听后气急败坏，在电话中和王德川大吵一通。我们扬言，如若他不还一百五十万，这事永远没完。
王德川却在电话那头调侃我们：“兄弟，现在是一个有钱钱交代，无钱货交代，无钱无货话交代的时代。你们初出茅庐，还不知道游戏规则，没有什么完不完的，走完程序一切都完了。”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们再打过去时电话一直是忙碌，直到晚上才打通这个号码。那边接电话的说，今天是来了一个姓王的人，他是来谈生意的，谈完就走了。他们公司来来往往谈生意的人多得是，谁知道他去了哪里？
无奈之下我和白镜泊商量去北京找王德川。可一想北京那么大，我们又没有王德川的确切地址，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最后我们决定到公安局去报案。
我们找到公安局一位叫杨半月的朋友，向他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杨半月说王德川这人他认识，从官场里出来的，做生意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钻法律空子非常有一套，与他打官司的人没一个赢的。在重庆目前的商场，王德川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背景也很深厚，据说他在北京方面结交有不少大人物。
说到报案，杨半月摇摇头，就情况而言我们和王德川属于经济纠纷，公安部门只能介入经济诈骗，而经济纠纷是法院管的，只能去诉讼。他告诫我们，王德川的公司是重庆有名的一家贸易公司，前面说过他会钻法律空子，不要再赔上一笔诉讼费。
王德川马上就知道我们到公安局找人的事，又给白镜泊打来传呼，这回他在天津。他用教训的口吻对我们说，不要再想对他怎么样了，一百五十万不是个大数字，只当作是交了学费。经过这件事，他帮助我们提高了商业经验，教会我们怎么耍手腕，这有助于我们往后的经营。他再一次劝我们收下吊车，说他公司欠的外债很多，如若不要，就只好以后再说了。
以后再说？以后是什么时候，王德川这种人我们还能指望他以后怎么样，不拿下吊车就怕什么也得不到了。
王德川真是狠，都不和我们见面，只让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出面操作了这件事。由不得我们再大呼一次上当，吊车是旧的，刷上了新漆，三文不值二文的东西。王德川轻飘飘地骗走了我们的一百五十万，我们只有承受损失吞下苦果。
我们拿出公司之前赚的五十万和三台吊车准备抵给杨伟父亲的供销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