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受伤，财毁在色上。
20世纪80年代真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那时候兴一句话：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束缚了人们的行为。人被计划管得死死的，吃饭要粮票，喝酒、抽烟、穿衣都需要酒票、烟票、布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和市场一松动，转型期里曾被管死的生产资料和紧俏物资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搞到。什么样的票也就都可以变成钱，找关系批条子可以赚钱，开公司倒卖批条也可以赚钱。
我听从朋友白镜泊的劝告，卖了咖啡馆去抢占这个年代的好时机，我们合作干一番大事业。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我按图索骥在红岩村嘉陵江边的一幢楼里找到他。我敲门进去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写东西，一见我连忙放下手中的笔。
白镜泊说他正在写新年的工作计划，好在接下来干事情时有步骤，有安排，能把握好每一个细节。我看了一眼他的书桌，上面摆了一摞写满计划的纸，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从白镜泊书房也是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下面是嘉陵江，对岸是江北，视野一览无余。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办公室风水真好，在这里写出来的，一定是诗情画意的好计划。一旦实施便财源滚滚，就是巨额利润。”
“是呀，这个春节我都没出去玩，每天对着嘉陵江和对岸雄心勃勃，那里是我们的市场，我们捞大把钞票的地方。我急着想去那里一展身手，抢占先机！”
白镜泊比我年长两岁，有胆识，气度恢宏，他的话让我热血沸腾。面对着静水流深的嘉陵江面，我心潮澎湃，拍了拍胸脯说：“干，我们马上去干！大干一场！”
转而我对白镜泊说出了我的顾虑，生意上的事我还弄不太懂，往后要请他多拿主意。他说我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改革开放之初，从上到下喊着口号要搞活经济，但都不知道怎么搞才能搞活、搞好。在混乱和不规则中，三教九流的人纷纷开始经商，这些人没有基本的商业素质，更无商业经验可言，有的甚至连一毛钱的本钱也不打算用，一大批所谓的皮包公司应运而生，董事长、总经理们手上提着公章，包里夹着合同四处游走，空手套白狼，倒手倒卖，花样百出。
我们马上就组建了重庆市华侨建设公司，主营摩托车和电器产品。白镜泊任经理，我做主任。公司开张后生意很红火。在当时的重庆市，摩托车是极为紧俏的商品，市场上的抢手货，转一次手就可以加一次价。白镜泊和厂家有关系，短短两个月下来我们赚了近百万。
我和白镜泊的分工是他进我出。搞销售我有人脉资源，读大学时我的诗写得已经小有名气，崇拜我的人有一些，在学校里有一大帮追随者。机电系我有一个读大三的小弟杨伟，对我有发自内心的钦佩，平日里言听计从。他父亲是北方某省供销社的主任，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公司与这个省供销社达成了摩托车购销合同。
基于我是杨伟的学长，又是一个“著名的诗人”，杨伟父亲对我们公司信任有加，每次合同一签就把数百万的巨额资金打到我们账上。
通过白镜泊的关系，我们拿到的是厂家的批条，每次都能准时提到期望数量的摩托车。每一单生意下来，我们都有近20%的利润。
生意就这样顺畅地做着。每逢周末我都抽时间去看小白菜，而毓?一周里要去好几次。每次小白菜见我要走，都紧紧地抱住我的腿不松手，我只有对她说，爸爸很快就来看你，她每每极不情愿地松开小手。
转眼夏天又到了，当蝉声嘶力竭地叫在校园无精打采的树枝上时，毓?大学毕业了。为了我，她主动申请留在了重庆，未回到父母所希望她回的省城。在她心中，我远比家乡和亲人重要。
我和毓?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场面很大，双方的父母都来到了重庆。盛夏里的婚礼火热而庄重，我和毓?相信这是能让我们一生幸福的婚礼，结了婚就能白头偕老，共同过以后幸福、甜蜜的日子。
我们并不知道，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