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笑着迎上去，抱拳行礼，说：“关师傅，近来可好？”随即，他将我们一一介绍给关义山。老人示意我们坐下，他用余光瞥了一下睡眼惺忪的袁文道。
“琳达，上茶。”关义山用汉语说道。
琳达端着三碗盛满茶水的中国瓷碗走过来，她用流利的汉语说：“请用茶。”
袁文道看也没看茶碗一眼，傻兮兮地盯着“悬壶济世”那几个字。
关义山掏出烟荷包，从里面抽出一杆纯银镂花烟袋锅儿，李志民连忙上前替老人点燃烟。
“这是我的儿媳妇琳达，一个贤惠的荷兰姑娘，医术精湛的助产士，镇子里的孩子几乎都是她接生的。我的儿子……”关义山用烟杆指了指墙壁上挂着的相框。“两年前，他和十几个留学生带着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回国打日本人去了，听说到了一个什么晋察……的地方。”老人仿佛一时想不起这个地名。
“关先生，是晋察冀根据地，抗日的最前线。”我笑着说，接着把国内抗战的情形向关义山介绍了一下。
关义山说：“依我看，战争才刚刚开始，还得苦熬几年。荷兰这儿也快没好日子过了喽，德国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占领荷兰。这里的军队不中用，就像国民党军队一样。”他想起我是国民政府的官员，立刻笑了笑。“黄先生，我不是指你们没有用处，只是针对那些只顾逃命不知抵抗的将领，完全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关义山拿出一份《救国时报》，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说：“黄先生，您看看，这是国民党一个中央委员开会时写的打油诗。‘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仪廉。’哎呀，一个执政党的中央委员，竟然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的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我还听人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发生了汪精卫遇刺事件。枪声一响，人人如惊弓之鸟全散开了，连警察都跑了。后来，警察清理现场，发现一个人在厕所里坐着呢。警察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警察又问，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把证件扔马桶里了。天啊，他竟然怕刺客知道自己是中央委员。政府如此荒唐腐败，我们这些旅居海外的华人都觉得脸上无光。”
我低着头，轻声说：“老人家，您说得在理。”
“现在荷兰政府把希望寄托给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我看，英法两国自身都难保，还顾得了我们？有些人说德国人不会入侵荷兰，即使来了也是和平的，不杀戮，不掠夺，真是愚蠢之极！”关义山把拐杖在地上戳得噔噔直响。
“老前辈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还对政局有独特的见解，佩服！”
“黄先生过奖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老夫离家近四十年了，我祖籍在山东淄博，家父是一个悬壶济世的中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个法国传教士，这人学过西医，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医学知己，天天切磋中西医学技巧。家父发现西医特别是外科学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有很先进的东西。庚子年，我就随这位法国传教士乘船到了法国，进入里昂大学学习西医。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关义山指着李志民说：“布鲁斯是我收的小徒弟，别看他有双‘洋鬼子’的蓝眼睛，但他父亲从小就教他学习中国文化，我的中医接骨疗伤法也被这个家伙偷学去了。”
“师傅，是我赢的。”李志民辩解道，“您打赌输给了我。”
“黄先生，您这位朋友估计是精神受了刺激吧？”关义山指着袁文道问。他从背心口袋里拉出怀表，打开表盖，看了看表。“一进门，我就一直悄悄地观察他，病得不轻啊。”
“关先生，您看他这病还能治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