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笔下的小丑，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一个留级生，一个流浪汉，一个倒霉鬼——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5年肮脏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混球挤在一间肮脏的小屋里，在救济所里喝稀粥。这人又懒又笨，富有幻想，却与现实格格不入！后来在德国当了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甚至想用煤气自杀。在慕尼黑酒馆里，他和他那人数寥寥的党穷得无立锥之地，遭人嘲笑和凌辱。
拿破仑曾说过：“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目的就是获利。”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和镇压工人运动，德国钢铁康采恩的头头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业大王艾米尔寇道夫，看中了他，向他提供资金，接着不断有垄断企业家向他提供资金。他们为了让疯子跟兴登堡竞选，竟然替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接着，这个外国人，一个在维也纳街头卖明信片的奥地利下流坯子，爬到了德国元首的位置。
一句话，这是一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病态、愚昧和半疯癫的可怜虫。把他送到杜伊斯堡的精神病院远远不够，应当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出头之日！
半个小时后，街区恢复了正常秩序，我来到马隆医生的住所。这是一栋俾斯麦时代的建筑，漂亮的门道漆着白漆，窗户也是白色，宽大雅致，常春藤沿着色调柔和的砖墙，纷乱地爬上最高的窗户。屋前没有花园，只有一道栏杆和大街隔开。栏杆上挂着一块老式铜牌，上面写着“达罗比马隆大夫”。
我揿下门铃。
门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出现在我面前。他六十来岁，穿着一件深色西装，眼神严肃。
“请问您找谁？”
“您是马隆大夫？”
“我是，有事吗？”
“我叫黄仲泰，这是我的证件。”我将护照递给他。“多加叫我来找您。”我用英语对马隆说道。
马隆显得很惊讶：“多加？你……她……在哪儿？”
我朝行李箱努了努嘴，马隆会意地笑了笑。“黄先生，里面请。”他将我让进屋内，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这才关上房门。
我把行李箱打开，多加像一只小羚羊一样蹦了出来，她扑到马隆先生的怀中，失声痛哭起来。马隆不住地安慰她，眼眶中闪动着泪花。看到这场景，我不禁背过身去，悄悄地拭去落下的泪水。
马隆握着我的手说：“黄先生，我不知对您说什么才好，您……真是一个大好人。我代表多加全家感谢您。”
我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多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我婉言谢绝了马隆留下吃饭的盛情邀请，因为还有一个人等着我去营救，我向多加做了一个鬼脸，说：“在这儿好好听话，有空我再来看你。”
马隆把我送到街口，他深情地说：“黄先生，愿上帝保佑您，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我点点头，转身离去，他一直站在街口，久久没有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