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吉的“赵记”洗衣铺开在科隆市区华人聚居的地方。铺面不大，进门就是招待客人的柜台，神龛里供着关公和财神，里面是洗衣服和烫衣服的工作间。
我走进洗衣铺，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柜台里写账本，他看到我进来，笑着用德语问：“先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您是赵元吉先生？”
“对，鄙人正是赵元吉，请问阁下是哪一位？”
“万里长城万里长，齐心合力保家乡。”
赵元吉愣了一下，赶紧回复道：“拨开乌云晴天日，山高水长见牛羊。您就是黄仲泰先生吧，请里面说话！”赵元吉面带喜色，将我让进了内屋。
赵元吉低声问：“黄先生，是不是袁文道出事了？”
我点点头，将袁文道的近况告诉了他，并请求他给予帮助，用非常规的手段将袁文道从杜伊斯堡精神病院里解救出来。
赵元吉面带窘色地沉默不语了。
“赵先生，有困难？”我急切地问。
赵元吉仰头长叹一声：“难啊！我们名为特工，实际上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门外汉。不是餐馆的厨师跑堂，就是报童和苦力，哪有能耐去救人啊。彭先生没给你说过？”
见我惊讶万分，赵元吉苦笑一下：“彭四维所谓的必要帮助是提供住宿和饮食，外加打探消息，真的救人还要你自己想办法。彭四维是个好面子的人，军统人人都知道，看来他又在外面吹牛皮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个在钱家源家中打包票的彭四维，说的全是不切实际的牛皮话，害得我现在进退两难。
我问：“赵先生，难道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了？”
赵元吉在屋内踱步寻思了一会儿，说：“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需要这个。”他向我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看来钱家源给我的那张支票该派上用场了，我说：“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您开个价，只要能把人救出来。”
赵元吉说：“就一千马克吧，我叫人帮你将袁文道救出来，并安排你们出境。”
“那您找的是什么人呢？”
“当地青帮的人，都是中国人。”
“可靠不？”
“放心，我侄子汪家昌就是这片的青帮头儿。这小子虽然不务正业，但也是中国人，应该没问题，何况有钱拿。”
赵元吉让我去银行取钱，而他则去找汪家昌，我们约定晚上见面。
晚上八点正，夜幕降临，街上的房子大多数关闭了大门，人们早早就寝了。虽然每条街都有几盏路灯，但光线昏暗，让弯弯曲曲的街道变得阴森凄凉，好像没人居住一样。万籁俱寂，只有教堂的钟不时为那些过世的虔诚教徒的在天之灵发出声声哀鸣。
我带着现金再次来到了“赵记”洗衣店，看见七八个陌生的华人游荡在店铺四周，他们低头抽着烟，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四周，当我出现在他们视线内时，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兴奋。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推开店铺大门，并没有看见赵元吉，而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这人个头不高，獐头鼠目，梳着分头，身穿一件普拉达花格西装。他笑着迎上来，说：“您就是黄先生吧，等你很久了，我是汪家昌，赵元吉的侄子。”
我问：“赵先生呢？”
“我叔叔下午有点伤风感冒，去看医生啦，人老了就是这样。他叮嘱我晚上和您见面，替您办妥那件事。”汪家昌一边说着，一边急着把我往里屋拉。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汪家昌走进里屋，他转身问：“黄先生，钱带来了吗？”
我将装着现金的信封向汪家昌晃了晃。他刚要伸手接，我又把钱揣进衣兜里，问：“你打算如何办这事？”
汪家昌替我倒了杯茶，笑着说：“黄先生，这年头办什么事都讲钱。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这洋鬼子也喜好钱。这样吧，您再出一万马克，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一万马克？”我感觉被人欺骗了，“汪家昌，我不和你谈了，快叫你叔叔来，要说钱也和他说。”
“黄先生，这点钱对您们算得了什么？”汪家昌的语气变得尖酸刻薄，毫无友善，“您信不信，日本领事馆的人出2万马克，让我杀了您。他娘的，我神经病啊！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