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1日重庆
一阵阵尖锐的声音把我从梦中吵醒。“空袭警报！”我下意识地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正要跑向附近的防空洞，这才发现是床边的电话响个不停。原来是一场虚惊。我看了看桌上的闹钟，才早晨6点，我极不情愿地抓起电话，为刚才的梦被打断而怏怏不乐。
“谁啊？……”我不耐烦地问道。
“黄仲泰少校吗？”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好像是江浙一带的口音。
“是……您是？……”
“我叫郭恒，是军政部钱家源主任的副官，主任要见您，待会儿我来接您。黄少校，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听懂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懂，不知搞什么名堂。
我缓缓地放下电话，仰面躺着，两眼凝视着光秃秃的天花板。钱家源是军政部的要员，他到底找我干什么？什么事情这样紧急，非要在清晨6点打电话不可呢？
这时，紧张刺激着我的神经，与此同时，大脑皮层中的纪律施令者，已经掌控了中枢神经，正在逐一检查身体各个部位。我伸伸脚，弓弓腰，十指紧紧地攥着，又松开。现在，施令者通过整个脑内通讯系统发布了今天第一个指令：起床。我起身下床，光着脚走到阳台，点燃香烟，静静冥思。
一轮红日从地平线升起，重庆的天气比南京的还要难以适应。高压气流持续徘徊，湿度很大，天穹低垂，异常阴霾。山城特有的雾气缭绕在两江四周，这预示着又一个闷热天的来临。大街上冷冷清清，广场上的报警旗杆光秃秃的，没有挂防空警报球。
自从日本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起，重庆城里的居民们，最关心的就是“挂了球没有？”这句话。所有人见面除了问好之外，第一句话就是：“挂了几个球？”按照规定，旗杆上挂一个警报球，表示注意警报，今天会有敌机来袭；挂两个警报球，表示空袭警报，敌机已经到了重庆附近；若是挂着的三个红球全部落下，意思是紧急警报，敌机飞临重庆上空了。而旗杆上只挂一个绿球，则是解除空袭警报。
现在，我的大脑施令者发布了第二个命令：注意，今天有危险！我的脑海中竖起一根报警旗杆，并挂上了一个警报球。
我在阳台上打了一趟太极拳，然后煮上咖啡，手表的指针指向7点。我回想起郭恒在电话里的话，旋即拿起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耳边回荡起张秋冰的话：“黄仲泰同志，不要轻易和我联系，这是纪律！”
我缓缓地挂了电话。对啊，我不该这样草率，现在需要的是镇定。话说回来，张秋冰是我的良师益友，在这个神秘且孤独的情报战世界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咖啡煮好了，略有点苦味，我喝完咖啡走进洗漱间，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
镜子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瘦高个，体格还算健壮。他的肩部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这是在苏联秘密营地训练时留下的纪念。那时，他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站在白桦林里听从指令。背包里装的是一个月的口粮：三只黑面包、两公斤小米、一大块脂油。他的肩头挎着一支马枪，枪号是1643968。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无数的面孔——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婴儿、树下习武的男孩子、勤奋读书的中学生、性格内向的中国留学生、快人快语的中国同志、寡言少语的军政部少校——这些面庞一动不动，历历在目，仿佛是昨天的事儿。
每天我都会在梦里回到过去，回到同志们中间，那里充满了欢笑、喜悦、乐观和安全。
我对着镜子用德语问自己：“喂，难道你暴露了吗？”
镜子里的人摇了摇头：“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要对自己有信心，敌人是愚蠢的。”
我又用俄语问：“我今天穿什么呢，是军装还是西装？”
镜子里的人咆哮道：“真讨厌！你是去相亲吗，谁他妈的在乎你穿什么，光着屁股去也没人说你！”
我刚换上烫好的军装，屋外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是那个叫郭恒的军官来接我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要沉着冷静，我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