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事实就是这么讽刺，越是成为“神话”的东西，人们越是对其一知半解，也越是对人无益。某种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童话般美好、神话般正确的“西话”——西方理论与思想，不正与此类似吗？
先贤郭嵩焘早在光绪朝早期出使西洋时就赞叹西方的议院民主、法律公正以及舆论开放。如果仅仅及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所言非虚。但他接着却说“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认为中国“君道”和“师道”衰败，甚至愿意承认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攻伐是“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就令人震惊了。而晚晴的内政之腐败与外交之失败，更使得当时朝野弥漫着浓郁的失败主义与绝望情绪。曾当过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的体制内的上层人叶尔恺在给朋友的信中竟然直言：“纵观中外情形，敢断言曰中国不亡，必无天理。”汪康年在《中国自强策》中直接开出“药方”，认为要想在世界中立住脚，“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再后来，在胡适、陈序经等人的努力下，西学东渐，终于开始演变为全盘西化。
毫无疑问，积贫积弱的中国当然可以、也应该学习包括西方在内全人类的优秀治理机制与文化，从而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服务。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难道仅仅是为了印证西方的正确性、先进性与神圣性？仅仅为了变得和他们一样？
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对这样的问题以“是”来回答。但一百七十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怀疑，实际上虽然我们口头沉默，但行动上已经回答：“是！”尽管不是全部，但不少法学学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跳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将西方话语奉为“神话”，写文章时，不由自主地就是“中国问题+西方经验+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这未必合乎逻辑的“三段论”；见洋人时，自觉不自觉地就底气不足、腿软腰酸，见了洋文就如奉纶音不敢稍疑，甚至于将自己的真实看法捏紧了、藏实了，不敢在洋人面前“献丑”，或者故意曲解、隐匿己意以取悦洋人，这样的情况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法学界还少吗？最终腰杆越来越曲折，脑子越来越糊涂。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11年10月曾举办过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多是中国学者或学生，但整个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批判会。与会的中国人唯恐自己价值不够“普世”，道德不够“高尚”，心底不够“无私”，一个个高姿态、低水平，争先恐后地说一些洋人早已胸有成竹但就等着中国人说出口的话。不管是糊涂还是虚伪，反正一个个都千方百计地批判自己，取悦洋人。甚至刨坟掘墓，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连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没有个体”都勾出来了，就是不管西方的古代是什么样，中国的“皇权专制”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认识并不超出政治宣传的水准），不知道中国古代只要稍微正常的王朝，其民族政策都比同期的西方高明不少，忘了一部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民族分裂、诸侯战乱的历史，更不管中国的民族(Minzu)与西方的nation、ethnic是不是一回事，只是一味地对洋人曲意逢迎。脑子糊涂了，立足点站错了，存有了太多“普世”价值和“先见”(preoccupations)，往往会对认识和思考问题构成束缚与限制，更难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对真正同质性的问题进行客观比较。因此，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次数越多，“了解”的老少边穷地区信息越多，越有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下陷入彀中，为他人提供“情报”，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危害也可能就越大。
其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坚称西方神圣，而同时却并不真的了解西方。而自己的国家、社会与生活，最后也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好像很了解，实际上却似是而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