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个值得特别区分的问题，真理属于信仰世界，要忠实虔诚；而理论则多属于理性世界，要实事求是。真理要求的是指导和适用，而理论则允许参照和批判。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成立的“特定理论”，而很难会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古今而不移的“普世真理”。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却有意无意地将太多来自西方的法律或其他理论当成了不可置疑的真理。其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理论，也未能在学术和智慧上突破与超越这些理论，而更多的是匍匐在这些尽管可能“伟大”，但却绝难“普世”与“永恒”的理论之下战栗。
第四是表达与实践的割裂。自清末变法修律以及五四运动以来，“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就成了中国最为宏大和激动人心的词语，成为“先进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必备武器与奋斗目标。然而，一方面，如果这些理论不愿意接受人们对它们的透析与质疑，那它们就只能是要么成为无果之花，要么走向自己的反面。另一方面，如果每个精英都扪心自问（不需吾日三省，只要三日一省），那么，有多少人敢于自称完全践履了他们每天高呼的理想中的“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要求呢？对于“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不人权”的某些不惬意的方面，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完全无辜，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推波助澜呢？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这种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割裂与背离又该如何理解？
但西方依然成了“神话”，成了强大、先进、正确的象征，成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迈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体系迄今不过三百年左右，而并不在这个体系的中国不仅曾经领袖群伦两千年，迄今为止又连续三十年成为人类经济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并且基本保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有序；人们故意忽视，那些服用了这些西方药方的国家却大多经济崩溃，山河破碎，社会失序，并引发了美国学者所言的一个“起火的世界”。同样也很少有人追问，仅仅在8亿或10亿人的西方世界里被证明为“有效”的东西，哪怕它在自己家里被证明为真是“好东西”，又凭什么能够天然地自动适用于70亿人口的全人类？即便能够适用，又该怎么适用，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以及怎么造就这些条件呢？
四、真话
西方神话其来有自，不过是被欺凌的非西方人士对强大西方的神化而已。神化他者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我的矮化，与对强者的迷信。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曾批判当时的学者往往迷信经典，对经典总是毫无怀疑地浏览背诵，而没有自主地思考与批判，并称之为“以目废心”。葛兆光先生认为这是思想世俗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思想成了文本，文本蜕化成文字，文字仅仅作为符号供人背诵，背诵的意义在于交换，当这种知识与思想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的涵养，那么，它与应当针对的社会生活就发生了分离，仅仅是一些空洞的教条就够了。”但实际上，这也是思想被神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不管是被世俗化还是被神化，本来具有批判力和诊断力的思想，一旦被社会的绝大多数不假思索地接受，占领了教材、课堂、报纸、电视和网络，便常常会成为清客的谈资，思想的框架甚至无形的天花板、玻璃罩，最终的下场就是成为被人们虽日日翻阅，感觉似有所得而却无实际进益的枯萎的文本。本来提炼自活生生的人世生活与实践的活泼的思想，因为被视为“经典”，而最终成了与生活和实践更少发生关系的教条。也许，越是被人们捧上天的东西，对生活就越没有意义。越是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古今而不移的金科玉律，哪怕再高妙，也越难与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具体人生发生真切的联系；最终只能是要么成为被悬置为无用的屠龙之术，要么被新的话语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