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童话
但西方也自有其伟大之处。一边对外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一边竟然又在内部鼓捣出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这些近代以来“唯有”的大词、好词，据说这些就是先进、现代、正确，是真正的“文明”，而且还是唯一的，或者是专属于西方的，否则就是不文明，就是野蛮和落后。最后，连曾经骄傲的中国人也不得不俯首称叹，官方文件中对其也不吝使用诸如“伟大”之类的溢美之词。
于是，中国的再一次西天取经开始了。这次取经非常慎重非常严肃，而且阵容豪华，不再是“唐僧骑马咚哩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沙和尚。 沙和尚，挑着箩，后面来了个老妖婆”的三四个人、两三条枪的取经个体户了。取经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儿戏，自然也没有女儿国的浪漫，而是国家抉择，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从出使英德比日等国的“五大臣”，到新加坡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高官培训班，都很严肃、很“讲政治”，非如此就要“亡国”。只是五大臣考察也考察了，旅游也旅游了，可惜却有谣传说考察报告是当时的通缉犯梁启超所作，大概是“五美分党”的污蔑吧。而当今的考察团当然成果更加丰富，什么美国郊区工厂店的寇驰、爱马仕包包物美价廉不足国内商场价格的若干分之一，什么原来美国人说的也是英语，新加坡也有华人，什么在国外也可以吃到中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蔚为大观。民脂民膏，国家公帑，的确购买力非凡。不仅取经，还取“洋和尚”，从晚清开始，洋顾问开始在中国流行，就连清政府之修律，袁世凯之称帝，国民党之立法，都要请冈田朝太郎、古德诺、庞德之类的东西洋人来“顾问”或“论证”。而如今就更不得了了，据说十数个省份的省政府都有洋经济顾问，有些国家重要立法也要借重洋教授来担当“首席专家”。
这中间，实在有不得不说的辛酸之处。从1840年到1901年，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五战五败，创巨痛深，短短一个甲子，却是沧海桑田，山河陡变。此后更加凄惨，“西洋鬼子”肆虐，“东洋鬼子”又来雪上加霜，甚至更加凶狠和野蛮。“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沉甸甸的国恨家仇压着每一个中国人去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遂成为晚清人们的难解之谜。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开眼看西方，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但为什么却西强我弱呢？他认为，原因就是中国在“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四个方面都不如夷人。于是，富强之道，就在西方，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礼失求诸野”了。原因就是他们够强、够狠、够无耻，一手打造了清末民初黎庶昌先生所言“纯任国势之强弱以为是非”的强权政治。还是葛兆光先生说得好，观念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强大，征服与侵略也变得合理且正当了，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来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来划分。中国人也开始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于是，“自强”成了中国观念世界的重心所在。尽管这种以暴力为后盾的西方消费文明的胜利，实质上不过标志着身体对灵魂、肉欲对美德以及物质对精神胜利。
但怎么西天取经？中间却道道甚多。以法律为例，获取西方资源大略有三种主要途径：翻译西方法学思想经典，翻译法律制度规定，以及实地考察其法律理论与实践。如果我们不否认学习西方法律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也很难超出以上三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