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要提到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伦理帝国主义或哲学帝国主义观念。这位深受德国哲学熏陶的日本哲学泰斗在1943年撰写的《世界新秩序之原理》，成为当年“大东亚共荣圈宣言草案”的理论基石。文中明确指出：“真正的世界和平必须涉及全人类。然而这种和平，只有通过自觉到世界史的使命的诸国家诸民族，首先根据其地域与传统形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即共荣圈，进而共荣圈相互协助而实现真正的世界，即世界的世界。而由这种共荣圈的确立及各共荣圈的协助的世界的世界的实现，正是现代所承担的世界史的课题。大东亚战争，是东亚诸民族努力实现这种世界史的使命的圣战。……通过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实现世界的世界，这是东亚各民族的第二位的历史课题。”这段话确实十分经典——它是日本当时最出色的哲学家（或许也是日本20世纪最出色的哲学家）为日本战争所作的最为直白的理论阐述！它以德国哲学特有的文体点明了日本成为天下中心的基本使命。这个使命感正是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蜕变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真谛。
归纳起来，我们对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暨文化帝国主义的天下中心观可以做几点总结：
第一，日本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双重驱力：一是向外的欧化主义取向，一是向着过去的国粹主义取向。这两种取向进而融合成为“西洋科技为皮，东洋价值为魂”的文化意识，并进一步衍生出“世界史使命意识”或“天下中心意识”，这是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契机。在今天我们热衷于谈论“大国崛起”、“中华文化复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时，上述历史是值得深刻借鉴的。
第二，日本的“世界史使命意识”有两个理论来源。从传统叙事的角度看，其天下中心转移观念是中国儒学的“中心－四方”、“夷夏观念或夏主夷从”等观念的变种。出于篇幅原因，这部分论述不拟展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主体区域基本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澳洲除外）。而从近代哲学叙事的角度看，它又是对黑格尔“世界精神”概念的复制。这里的“世界”当然远远大于儒学语汇中的“天下”。它涵盖了今日所谓“西方”和“东方”。正是循着这样的世界史使命观，日本文化帝国主义便不满足于在东亚范围取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而更准备在全球范围内用东亚价值取代西方的modernism所标示的基本价值。
第三，文化帝国主义赋予日本以一种世界史视野。这种视野使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暨文化帝国主义显示出与前述韩国文化民族主义不同的范式。韩国文化民族主义强调韩国本位的自我中心化写作，日本的范式则是一种世界本位的自我中心化写作。正是后一种叙事范式，使日本在包括二战之后的近现代东亚文化世界中获得了一种准中心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会对东亚的文明进行如下分类：在东亚处于支配地位的叫作“中华文明”（Sinic Civilization），它进一步分为两个亚种，一个是“中国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还有一个是作为“中国文明的后代”的日本文明。
第四，从效果史来看，由于日本战败，它的文化帝国主义观念变得声名狼藉。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它给战后东亚国家实现文化重建带来了浓重的阴影。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翻译一部关于“世界经济区域化”的著作。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在欧盟经济区的影响下，区域一体化成为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下，作者讨论了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但当他谈到东亚（含东南亚）时就不那么乐观了。他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历史和文化。这个历史就是日本的侵略史，任何来自日本的区域一体化建议都会使人联想到大东亚共荣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