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化的障碍则在于，东亚这个一度上属于共同文化圈的地区，如今变成了文化潜在冲突最多的地区。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文化与周边国家的巨大异质性，给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提出了最大的挑战。那么，东亚诸国的现代性过程何以会将一个“共同文化圈”变成“彼此疏远的文化圈”乃至“冲突的文化圈”呢？
四、彼此疏远：东亚国家文化民族主义源于现代性进程
在以极简方式浏览过韩国和日本两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之后，我们有几个印象：第一，韩国、日本连同我们的中国在区域文化认同层面上正在彼此疏远，这个疏远进程在原中华文明圈的其他国家中也一直存在着；第二，这个彼此疏远进程与相关国家的现代性进程密切相关；第三，原中华文明圈国家彼此疏远的事实，对近来非常热销的亨廷顿的“文明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一节将循着这个线索，对“文化民族主义”、“现代性进程”以及“中华文明圈国家的文化疏远”等概念做进一步探讨。
1.“中华文明圈”的含义
“中华文明圈”一词源于亨廷顿对“文明”的界定。他在1996年推出的那本先知性大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指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差异，而是文明的差异。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是七个或八个文明／次文明：即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次文明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或大西洋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或作为西方文明的次文明），此外还有一个轮廓不甚清晰的非洲文明。除日本这个次文明“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之外，“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这种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文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圈”。除伊斯兰文明圈外，大多数文明圈会有一个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core state）。如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是美国，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是俄罗斯，拉美文明的核心国家或许是巴西，南亚文明的核心国家是印度，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是中国，等等。应该说，把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并非亨廷顿的首创，20世纪上半叶的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等都干过类似的事。但亨廷顿的贡献在于指出，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断裂线很容易成为冷战后重大冲突的温床。尤其是当主张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遇时，冲突不可避免。这个论断因为2001年出现的“9·11”事件而名声大噪。
与本文话题相关的是，亨廷顿对中华文明的说明使用了两个框架：一个是与“儒家传统”有关的中华文明圈，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此外，他还提到了一个佛教文化圈，包括大乘佛教，该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它还包括小乘佛教文明，这个文明“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还包括一个“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与它有关的地区是西藏，相关国家是不丹和蒙古。不过，按亨廷顿的看法，佛教文化圈在构成独特文明的力度上远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强大。
显然，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以及佛教文化圈（尽管大小乘佛教之间在历史上就缺乏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华文明圈的主体范围。不过，当亨廷顿把中国以外的“华人群体”当作中华文明圈组成部分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华人群体不仅包括今日中国的主体人群汉族，还包括今日中国所谓“跨境少数民族”。关于“跨境少数民族”需要说明几点：第一，“跨境少数民族”的总量并不在少数。今日中国有两万二千公里陆路边境，共9个省136个县与14个国家接壤，跨境少数民族近40个，总人数近5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