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大王变身为“文圣”，连同前面提到的李舜臣迅速升格“武圣”的事实，都源于韩国政府、知识界和民间彼此配合的文化民族主义写作。这个写作的几个标志性意义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打破汉字文化圈的世宗大王被提升为“文圣”
中国与东亚诸国在国家理想方面向来注重“文治武功”。因此，当1968年光化门广场首次出现“武圣”李舜臣雕塑后，另一个“文圣”象征物的出现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意。问题在于，谁才有资格成为韩朝历史上的文圣。按以往正统论的思路，并且从对韩朝思想史的影响以及对东亚儒学史的影响来看，首屈一指的文圣当属朝鲜大思想家李退溪（1501－1570）。这位远承孔孟心法、近守朱熹遗教的儒者一向被称为韩国的孔夫子或韩国的朱子。他一生撰写《退溪全集》、《四端七情录》、《朱子书节要》、《心经释义》《圣学十图》等多部文献，创立退溪学派，其陶山书堂为国培育人才300多人，其中包括“壬辰倭乱”时总管军务的一代名臣、性理学家柳成龙。“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他的头像很早就出现在1000元韩元纸币上。
尽管在今日的东亚学界日益得到关注，但李退溪的声名在韩国近几十年的文化民族主义建构中却呈下降趋势。最合理的解释是，李退溪即使再伟大，也只是汉字文化圈里的一个链条，而世宗大王则被视为打破这个文化圈链条的第一人。这应该是世宗大王取代李退溪而成为韩国文圣的根本原因。
第二，“世宗大王现象”颠覆了中华正统论的历史叙事
将世宗大王奉为首屈一指的文圣，折射出民族主义意识在韩国史学界的影响，这种意识的核心是解构史学叙事中的中华正统论，它与韩国现代性意识的增长密切相关。韩国学者2002年出版的《新编韩国史》将民族主义史学意识追溯到朝鲜王朝后期：“到朝鲜后期，由于从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历史学摆脱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华主义，开始强化对各国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深入理解。从编纂方式看，摆脱了以中国皇室为本纪、以本国历史为世家的纪传体编纂方式，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叙述历史的意识。……正统论原来只是中国史学界长期通行的历史认识，但朝鲜后期的韩国史研究则要建立独立的韩国历史体系。……中华主义的绝对性开始崩溃。”
从上述背景看，“世宗大王现象”是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叙事的世俗表现。这种史学叙事的特点是两面树敌：如果说李舜臣雕塑意味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拒斥，那么世宗大王雕塑就代表着对中华主义的“心灵殖民”的拒斥。这种中华主义的基本内涵当然就是汉字文化圈以及它所承载的儒学文化圈。
第三，去殖民化写作=去中心化写作=自我中心化写作
韩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与近些年后现代话语中的“去殖民化”潮流正好合拍。赛义德《东方学》就是这种去殖民化写作的经典。该书的目的是颠覆传统东方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而在东亚诸国，除了近代从西方舶来的欧洲中心论外，另一种历史更久远根基更深厚的中心论当属中国文化中心论。因而，原本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在史学上的“去殖民化写作”，必然体现出“去中国中心化意识”。一旦将原来的文化中心当作异在的“他者”加以去除，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自我中心化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在韩国体现为韩国本位的写作，它使传统历史书写的重心发生位移：譬如在民族起源的叙述中，一定要强调韩国文化具有与中国无关的独立起源。在涉及中韩关系史时，往往会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韩朝民族的压迫，但却淡化或抹去中国与韩朝在历史上的亲密合作关系。甚至在关于韩国瓷器史的写作中，也往往会尽量强化韩国瓷器工艺的独立起源。这种历史叙事重心的位移在庆州新罗博物馆、牙山的显忠祠博物馆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