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陈虻就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对纪录片与新闻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和思考，他多次提出“新闻”才是纪录片的主要题材。他一直鼓励从《生活空间》分支出的两个栏目《社会记录》和《纪事》，尤其《社会记录》在选题上要介入新闻主战场。
陈虻：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英文documentary的词根就是档案记录。拍今天其实是拍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纪录片是把光照到黑暗的地方，这黑暗指的是历史。历史其实是一个混沌的流，照不到光的地方就会在历史的黑暗中沉沦，永远地沉沦。有价值的东西不应该沉沦，这正是纪录片，或者影像纪录的历史使命。
陈虻说：一个纪录片创作者，他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他希望用他的全心全意的关注，能够不漏掉他认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发生，这就是纪录片的一种魅力，纪录片的难度和价值，其实也体现在这儿。在国际纪录片比赛中，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它的拍摄难度，非常难以获得这样的影像，而他获得了，这本身就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纪录片确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它不仅考验着人的体力，同时也考验着人的一种精神。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其实拍纪录片的人，多少带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好像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他有这种热情，并且乐此不疲。
我见到的拍摄时间最长的纪录片是用了三十六年，后来放映的片长是五个小时。他用一个人单一的生命记录了一个事物线性的发展过程。相比而言，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处于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生产状态”，而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一个队伍在横向地记录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东西有价值，我们的东西同样有价值。我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馒头和五百粒米，同样都能让你吃饱。我们的每一个作品本身的深度是不够的，但是累加起来就和那个大作品的深度相当。
陈虻说：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所以它的运作必须有这种思维，否则不可能和观众找到关系。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不光是技术上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即我们选择什么、关注什么。
1997年，他已经认识到《生活空间》的定位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生活空间》来界定中国纪录片是狭隘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果仅仅停留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不够的，只能说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
陈虻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纪录片热衷于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而没有和大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民族命运相关联的话，其实是背离了纪录片的本源。因为故事片更好看，更能使人动情。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当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怎样去拍纪录片的时候，或许已经淡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也就是说，当你过于进入、过于热衷于一个东西时，你就需要放弃这个东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进来，也只有进来了才能出去。现在中国的纪录片恰恰需要跳出去，不要过于陷入，你才能反过来冷静地加以审视；如果一个人过于热爱，这东西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热爱，强加了你许多个人的东西，而不是事件本身。《太极》里说，太想练成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都练不成太极。你必须保持一定状态，才能得到一种真传。按照西方的美学表述就是，距离产生美，必须有一定的距离，贴得太近反而什么也看不见。
陈虻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实的土地上来。他说，关注中国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目前的困惑表面是形式的问题、题材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本源，内容大于一切。避开敏感是一种需要，但是决不是它的本质。
陈虻批评时下电视媒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纪录片，让人觉得还不如新闻，还不如娱乐，还不如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