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2006年陈虻为《纪事》栏目讲课时，与编导还研讨过纪录片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位编导问：如何处理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最后这种处理，你会伤害到他的生活，或者伤害到他本人？
陈虻说：这个问题是我们思考了十几年的问题，属于媒体伦理问题。纪录片就是有剥削性，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纪录片的剥削性就是公众化，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你给他暴露在全体人面前，实际上你就剥削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陈虻说：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公共信息。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这个事儿，不要用绝对隐私的信息，你要用他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来表达他不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这就是我们要遵循的道理。如果我们用偷拍的方式，如果我们用趁人不注意的方式，拍到了人家不愿意让你看到的，你拍了，然后你也表达出来了，那你可能就造成了一个侵害，侵害肖像权或者名誉权之类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自鸣得意，你看咱这纪录片全都跟拍到人家里去了，拍的都是生活，两口子吵架什么都拍了。那是为什么？那是中国人没有防范意识，我就说过，北京人比上海人好拍，天津人比北京人好拍，农村人比城里人好拍，孩子比大人好拍。文化程度越低的人，防范意识越差。
我们观摩国外的纪录片，你看国外纪录片全是采访，接空镜头，接采访，再接空镜头，全是这么拍的。为什么他们的镜头没有私人生活的、场景的？因为西方人，你要拍我，支上机器我给你说，我愿意说的，就是我同意你播的。我只有接受你采访的时候，最能够保护自己，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还可以说无可奉告呢。所以西方很多纪录片，都处于问答状态，其他就是大众化的空镜头，这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里，纪录片的样态都成为现在这样一种样态了。你们都看过《法国女子监狱》，就是如此：我是犯人，我可以接受采访，咱们都坐好了说，你拍我所有的生活不可能，我不同意。
中国还没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自己要自觉给自己画一条线，这条线我认为叫公共信息，利用公共信息，本人不同意的，都不可以违背他的意志和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自觉坚守的底线。
陈虻私下里和李伦更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李伦从香港电影节观摩归来，谈到纪录片界对“剥削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关键是要解决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共识”因素。李伦说：“观众认知真实的基础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距离的表达”。陈虻点头赞同，他说：这应该是解决被拍摄者受剥削问题的一个方式。
与纪实影像的媒体伦理相关，陈虻还回答过关于记者如何提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这也是一种感觉。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完以后，让观众觉得太残酷了，太无情了，尤其还是问一个孩子，那肯定不能问，问了编导也不可能编进片子。很多的时候是靠人格、一种人生态度，来决定提问的分寸。还有就是提问的态度，是出于同情，出于善意，让被拍摄者把理由更多地展示给观众，还是出于不信任，出于质疑。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你是记者，你就觉得你比别人聪明，你就自以为你比别人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不要因为人家热情地接待你，你就觉得人家问心有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