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国际纪录片研讨会期间，陈虻和一位年青的中国女学者、上海复旦大学吕新雨老师有一段对话。
吕新雨在谈到非虚构的纪录片和虚构的故事片区别的时候说：
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它不是让你仅仅进入一种本能的感官享受，不是诉诸人的非理性，相反，它让你的理性到场，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你的心灵和创作者的心灵对话，唤起你的理性介入，这是纪录片的观众和故事片的观众观看心理上的本质区别。
听到这番话，陈虻的感觉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日后他根据电视收视与电影观赏状态的不同，开始了以“感性愉悦”和“理性交流”为起点的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思考。他说：
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最需要考虑的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观赏状态，也就是观赏环境、观赏方式不同。电影记录片是把人关进黑屋子里，买票进去出不来了，怎么都得看完。你舍得花几十块钱买票到电影院，肯定有理性到场的心理准备。而电视纪录片的播放环节脱离了电影院，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屏幕小了，但是看的时候更随机了，因此电视纪录片的观众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观赏环境一变，给电视纪录片，同样用影像方式表述社会的这样一种样态的品种，提出了新的问题。
电视纪录片观众是没有做到理性到场，没有做好这种接受深刻的心理准备。所以，电视纪录片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它就需要更刺激的、更直观的、更有悬念的这样的东西，来通过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电视的观赏状态决定了节目的构成。而这个节目的构成，我认为电视纪录片需要商业化的元素。电视首先是在家里摆放的，人们生活娱乐的工具，它是不花钱的，随便看的，想看什么看什么的，这样决定了它是高端技术、低端产品，大众消费的。
综上所述，陈虻说：我的观点是什么？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它就是娱乐。陈虻更看重纪录片以及纪录影像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
纪录片属于非虚构作品，新闻也是非虚构的，那么新闻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陈虻说：纪录片介入的方式和新闻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先不说舆论环境的问题。咱就说抽象的，在真空模式里讨论。新闻的介入可能更希望的是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回事说清楚。而纪录片的介入，可能需要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事件有个人的思想或者理念，或者是媒体的思想或者理念。总之，他对待这个事件，不再是简单的传播，而应该有对事件的认识，有一种思考。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非新闻化的，而是记录化的。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拍一个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其实拍新闻，确实也可以用记录的方式表现。但是不一定表现在追求新闻的第一落点，即新闻的时效。可以追踪新闻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比如说现在的足球黑哨事件，不是今天采访，明天就播出，那是《新闻联播》的任务。可以沉淀很长时间，在一个适当时候，在中国足协或者中国司法介入以后的时段，推出新闻性的纪录片节目，如果谁能够拍得好，也会有很高的收视率。《生活空间》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误区，都去拍老百姓，都拍非主流事件。其实有些主流事件，主流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我们记录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