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好人,其实只是一个分裂的江非,这个分裂的江非,其实最渴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如果说“穷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始身份(出身),那么“刺客”就是与这一身份的彻底决绝,而“诗人”则是对这种命运所做的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与修正,于是三者的分值也随之得出:一个活、一个死、一个坐(实为不死不活),究竟是在路上、在远方还是在椅子上,成了江非最为痛苦的选择,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策略,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把“身体里的黑暗、命运、肠胃、骨头们”和“炸药、耻辱、泪斑”(《三十岁序》)混合在一起,把肉体与灵魂的对抗统一起来,把分裂的自我揉和成一位孤胆英雄。江非说:“骨头埋进青山,马儿留给闪电/这是一个英雄所干的事。”(《箜篌引》)果然,他又有了一部长诗——《英雄帖》。
对江非来说,《英雄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一反平时那种简约清雅的风格,而是采用了一种模仿“无厘头”口吻的“大话”方式,因此可以当作一件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样品”,从而看到江非的突破与局限。
从内容上看,可以说《英雄帖》就是一张黑色判决书,它控诉罪犯,揭露罪行,既骂贪官污吏,也骂为富不仁,既骂背信弃义,也骂行尸走肉,总之把这个时代的阴暗面翻了个底朝天,极力宣示了一种批判的乃至激怒的情绪。这让我想到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提出的“灾民理性”(生存恐惧、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义和诗性智慧),在这组诗里几乎都能找到恰切的例证。因为“满世界的胃都坏了”,“整个人类泪光闪闪”,江非定然要义愤填膺、疾首蹙额,定然要“瞪着那双干旱的眼/瞪着整个世界一双/冷漠的无情的无耻的眼”,江非不但要拉出这种势不两立的架势,还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人喋血、快意恩仇,极尽“英雄”之能事。但是,试问英雄者何?恐怕江非也说不清楚。在《英雄帖》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试做英雄的情绪,是面对社会痼疾、人间不平所做的一种宣泄或发泄,最多也就是出出恶气,获取心理上暂时的快感和满足。虽然诗中那个主诉人一再宣称“我从来就没有和你们在这个时代一起生活”,呼告人们“别在平墩湖苟且活下去了”,但是他所做的也就是毙几个无赖宰几个泼皮,在梦里杀掉几个假想敌,虽然他一再拒绝投降拒绝下跪拒绝“无耻的生活”,要求“人的一生”,但是结果总是“在台前表演/在幕后沦丧”,“在平墩湖继续种粮/在平墩湖继续打鱼/继续晒网/继续佯装一个无仇无恨的孩子”,“忍气吞生过着忍气吞生的日子”,“忍气吞生写着忍气吞生的诗”,然而,“想写一首好诗/却找不到它的开头……想拜几个把子/浪迹江湖/纵横春秋/桃花却已落尽/挑树却已砍光”,于是:
只好去买一座山丘
修几处寨子
种几行果树
试着在平墩湖落草为寇
在平墩湖虚掷光阴
举杯浇愁
可是没成想
却招不来上山的喽罗
养不起看门的恶狗
只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只好自己给自己磕头
只好自己抱着自己
站在车零马稀的门口
只好在梦里再开一次小差
做一回壮士
进一次班房
当一回死囚
可是却不知道何年举旗
何从下手
何地行刑
何处斩首
——《英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