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交通局已具备传送文件和索取情报的两大功能，除了江浙由上海分处，山东、陕西、顺直、内蒙、满洲由北方局，南洋、福建、广西、广东、云南由南方局办理外，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江西、四川、湖南、河南、安徽、陕西和湖北，其工作量非常浩大。但在顾顺章的主持下，中共交通网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展开，不久之后，全国交通组织系统基本形成，使中共组织联络保持畅通。
“七·一五”分共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开始酝酿将中央机关迁离武汉。7月下旬，中共已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党内有些同志提议将中央机关移到南昌，“以中央直接指挥南昌暴动”。但是，多数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他们“以为中央移到南昌必使中央跟着军队跑，结果全国失了领导是非常危险的”。这样，迁南昌之说未能成立。最后议定先迁到九江然后转赴上海。
不过，中共中央泊马上迁往上海。“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八·七”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因此，中共中央乃“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并通知全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
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通告的决定。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迁移问题。会议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的进展时就去上海，等广东有头绪再到广东去。
中共中央关于其机关所在地朝令夕改，二个月之内改之又改，使刚接到“八·七”会议有关通告的南昌起义军流失人员和全国各地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历经艰险，来到武汉，几乎找不到家门。他们无家可归，盘缠花尽，不得不踯躅流浪汉口′昌街头，不少人沿路讨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狼狈落魄潦倒的熊样，不亚于一群家乡遭遇洪涝灾害，发大水被迫流浪出来的难民。
中共中央着手搬迁事宜，派出何叔衡、洪扬生、张宝泉、戴琨等人陆续前往上海打前站，筹备有关工作。作为负责交通局的顾顺章带领局里一帮人，忙碌穿梭于汉口′昌之间，接送护送有关人员，江汉码头不知走了多少趟。
1927年9月至10月间，一艘航行于上海′汉之间的英商祥泰木行的木材运输船来回频繁，因它是“外字号”，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先后“非法”乘坐这艘船到达上海。
一天晚上，已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位置卸职的陈独秀在秘书黄文容（黄玠然）的陪同下，由中共地下交通带上英国“公和”号轮船。他扮作病人躲在一间二等舱的床上，也顺利地到达了上海。至此，离开不到半年的中共中央又迁到上海来了。
在上海设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利弊各有。
上海的产业工人居全国之首，是中共的诞生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中心理论”使中共把革命的目光紧盯着这块“产业工人”集中的“风水宝地”。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其中有声势浩大、震撼全球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群众、贫苦市民对中共有着浓厚的阶级感情，中共在上海有一定的革命和群众基础。
上海又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分为华界和租界，地方大，好隐蔽。在华界，沪东发生问题，可搬迁到沪西去。此外租界情况复杂，它的一些有利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