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推荐信的这位副官来自103师师部，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帮蔡智诚带信了。
上次送来的是蔡家二哥蔡智仁的便条。当时，戴之奇已经由18军副军长改任青年军201师师长，蔡智仁也随着戴将军去四川璧山上任。在信中，哥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并且说201师是“青年第1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蔡大学生的从军理想。他还说201师已经和103师方面打了招呼，蔡智诚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智仁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蔡营长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像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8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清朝时候的曾国藩式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姓王的副官却并不理解。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四少爷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贵州部队却从王家烈倒台之后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算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成一块。第8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来掌权，各师的师长也被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像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立个功，然后还可以回去接着读书搞学问。我们可是军校出来的，当兵扛枪是一辈子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将来的升迁甚至谋生还能有什么指望？”
“我就不信全天下的军队都要讲关系”，蔡智诚十分不服气，“我偏要找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
“但愿青年军是你想象的那种部队……”说到这里，王副官忽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昆明有个单位，比207师更加威风，你想不想去？”
“哦？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蔡智诚很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地点在哪里，只晓得叫鸿翔部队。”
“鸿翔部队？干什么的？”
“鸿翔嘛，还能干什么？坐飞机打仗的呗。”
“哇——哈！戈曼德！”
那时候，蔡智诚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伞兵”这个兵种，但他对“戈曼德”却早有耳闻。
“空中红魔戈曼德”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代号，该部队创建于1941年，是现代特种部队的鼻祖之一。在德军“闪电战”肆虐欧洲的时候，只有几支“戈曼德”部队能够深入敌后展开特种突袭。虽然战果有限，却对鼓舞同盟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当时的中国报刊上也时常宣传“戈曼德”的英雄业绩，把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
蔡智诚其实完全弄不清特种作战是怎么回事，但他和所有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坐着飞机去敌人，凯旋归来接受鲜花”的传奇军旅十分神往，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蔡智诚没有想到国军之中也建立了“戈曼德”，但他知道，能够参加特种部队的一定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强将，属于十八般武艺俱全，既能上天揽月又能下海捉鳖的角色。蔡大学生虽然胸怀壮志，却也清楚自己只有几斤几两，所以对这个传说中的“鸿翔部队”也只能咽咽口水，徒抱敬仰和羡慕之心，不敢有加入其中的奢望。他心里清楚，青年军207师，那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207师的师部设在云南曲靖，当时的师长是方先觉。
提到青年军，自然就会联想到“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于是很多人就以为这“十万军人”全都是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当时，青年军中的“知识青年”数量最多只能覆盖到班长一级，基层士兵甚至许多部队骨干并不是“文化人”。
以207师为例，该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另有通信营、辎重营，以及警卫和卫生单位。干部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第5军（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指派的有战斗经验的军官；二是蒋经国主办的各类“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这些训练班毕业的干部有的打过仗，有的人根本没有摸过枪，素质参差不齐）。士兵之中，老兵主要来自新28师，新兵则是从四川送来的壮丁。
207师的“学生兵”大部分是陕西人，另外也有来自江西、安徽等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失业人员。在这些人中，“抗日救国”当然是大家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从军动机，但也有部分人抱着其他目的——按当时的规定，青年军的服役期限为两年，“知识青年”服役期满之后，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可以保送进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学府，学费由国家承担；如果选择参加工作，可以由政府安排合适的岗位——这样的优惠条件，对贫困青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学生被青年军录用以后，要经过相应的培训。
大学生（包括大学在读生）和高中毕业生有权利“选择专业”。可供挑选的内容有三个，一是“机炮大队”，毕业后分配到炮兵营和各步兵团所属的迫击炮分队担任基层骨干；二是“辎汽大队”，学成后分配到辎重营或者通信营从事技术工作；三是“社会组”，那里是培养基层教员和政治军官的地方。
蔡智诚选择的是机炮大队。松山阵地上的那些猛烈的炮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大炮一定是今后战场上的主角，自己应该掌握这方面的技能才对。有趣的是，申请表格递交上去的第二天，分配通知书就下来了。别人领到的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而蔡智诚得到的却是一份委任状，上面写着的职务是——机炮训练大队少尉教员。
蔡少尉顿时急了，连忙跑去找政治部主任谢刚升，分辩说：“我什么都没有学过，啥也不会，怎么能当教员，还是改成学员吧。”
谢刚升想了想，就在“教员”前面加了“见习”两个字。
蔡智诚还是有点不踏实，又询问道：“我这个职务是以‘见习’为主，不是以‘教’为主的，对不对？”
谢刚升乐了，挥挥手：“是的是的，赶紧去报到。你就是个见习员，好好学习吧。”
蔡见习员这才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