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休整 (2)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像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8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1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像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伤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里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

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他们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从身边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10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8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刚成立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8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8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贵州遵义人,在松山战役中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台湾的“国防部长”李杰)。“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或者宋希濂之类的猛人。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8军担任职务。严格地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算是第8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也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像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8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要调走的人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的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的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8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8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的个头虽然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那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8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得不轻,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直到1948年底,老蒋的“嫡系将领”们在全国战场或者被击毙或者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想起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既管不着也不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军部推荐信终于到手了。那封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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