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就像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8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1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像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伤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里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
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说起来，这些伤残荣军真是既可怜又可恨。可怜的是，他们住在潮湿阴冷的土屋里，医院方面除了按日子送去一点糙米，隔几周去喷洒一遍消毒药水，就没有人理睬他们了。这些伤兵与原先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抚恤费和军饷都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难以自理，手脚伤残的人连洗衣服做饭都很成问题，有的人躺在床上什么时候死掉了都不知道……可恨的是，这些人却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无辜的平民身上，他们经常祸害老百姓，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有的伤兵手里拿着瓶红药水守在路边，看见有人从身边经过就撞上去，瓶子一掉地，就说人家“打翻了贵重药品”，非要赔偿多少多少钱不可，说不通就开打，还嚷嚷着“要不是老子们在前方卖命，哪里有你们的太平日子！”老百姓对他们真是避之不及。
管理正规、服务周到的荣军医院也是有的，比如昆明的陆军总医院。那里窗明几净、设备完善，男医生女护士来往穿梭，细心周到。社会各界的慰问团络绎不绝，就连蒋宋美龄女士也多次造访，问寒问暖。不过，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资格，起码要立过战功、有勋章的军人才行。
勋章这东西，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有见到过，可蔡智诚刚上阵不久就弄到了一枚。
10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第8军要从保山转到陆良去休整。蔡智诚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转投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谁都知道，国军的部队是“后来居上”，越晚筹建的越吃香，地方老牌部队不如中央军，先前的中央军又比不上“驻印军”和“远征军”，而现在刚成立的这个“青年军”号称是“太子军”，无论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高人一等，更加是嫡系中的嫡系。
于是，蔡智诚就跑到军部去找王光炜，请他兑现当初的诺言。
王上校这时已经升为了少将，一颗金星照得面孔神采奕奕。见了小蔡，王少将乐滋滋地说：“别急别急，想去青年军那还不简单么？先等着参加表彰大会，把你的勋章领到手再说”……一席话，搞得蔡新兵又惊又喜。
松山战役，第8军大出风头，所以中央政府除了奖励“大功锦旗”，还要给表现优异的参战人员授勋。
第8军共有四个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头一个是军长何绍周，另外三个是荣1师荣3团团长赵发毕、82师244团的营长谢梦熊（贵州遵义人，在松山战役中阵亡），再就是王光炜。
要知道，这“青天白日勋章”可不一般，它是中华民国最高荣誉勋章，相当于古时候的“免死金牌”，从1929年到现在总共只颁发了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209号由陈水扁发给了台湾的“国防部长”李杰）。“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除了马歇尔、史迪威这样的老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中，能得到这种勋章的都是孙立人、戴安澜或者宋希濂之类的猛人。王光炜的这枚“青天白日”是130号，从编号上看，比胡宗南、杜聿明、蒋宋美龄等人还要早一些。
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8军担任职务。严格地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算是第8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也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像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8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要调走的人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的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的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8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8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的个头虽然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那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8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得不轻，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直到1948年底，老蒋的“嫡系将领”们在全国战场或者被击毙或者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想起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既管不着也不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军部推荐信终于到手了。那封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