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 2

不过,不管真实如何,朗为自己编的剧本真是有黑色电影的意思:戈培尔对《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发表一通见解后,单刀直入,希特勒希望由你来担任第三帝国的电影总管。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麻烦有多大,也意识到我告别德国的时刻到了。我开始流汗,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必须声色不动地马上和戈培尔说再见,然后赶到银行取钱,然后走人。但银行下午三点就关门了,怎么办?戈培尔还在滔滔不绝,我全身都湿透了。

最后,我铤而走险,对戈培尔说:“部长先生,不知您是否知道,我母亲虽然天生信奉天主教,但却是犹太后裔。”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戈培尔手一挥说,“这没问题。”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的这个缺陷我们知道,但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电影天才来领导第三帝国的电影事业。”

我顿时就明白了,我可以成为所谓的“荣誉雅利安人”,在德国艺术界获此“殊荣”的不在少数。要知道,德国电影界,基本就是犹太人的圈子,我的制片人波默(Erich Pommer)是,奈本扎(Seymour Nebenzahl)也是,1932年的纳粹统计是,百分之八十一的电影公司流着犹太血,电影编剧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一,导演则是百分之四十七。

戈培尔打断了我的沉思,说了句:“朗先生,是不是犹太人,我们说了算。”然后,他又为我描绘了我将来的纳粹舞台。但是,他这句“我们说了算”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立刻离开柏林!于是我对戈培尔说:“部长先生,容我回家稍作考虑,我会马上跟你联系。”

我迅速回家,对用人说:“我要去巴黎,帮我收拾几天的行装。”当时境况,我谁也不能信任。银行已经关门,我尽量带走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现款。然后,我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完全就像一部糟糕电影的主人公。火车开动,我还是惊魂不定,我试了试脚下地毯,想把钱藏一些在地毯下,但发现地毯和地板已经粘住。无处藏钱,我去餐厅试试运气,那里有个不显眼的玻璃箱,里面装着意见本,趁人不注意,我把意见本拿出来,把我的钱塞了进去,遮掩一番,回到我的车厢。第二天早晨,我就在巴黎了。

朗到美国后,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把这个故事说过一千次,但虚构最需要记忆,他对比利怀尔德说,他当时就带了相当于两千五百美金的现款;可过了几年,他向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描述时,他的现金随口翻了一倍;晚年,接待《影与音》的记者,他重新描述把钱塞入小玻璃箱的细节,为了达到惊心动魄,这笔钱又翻了十倍。

而电影史家更是犀利提出,《马布斯博士的遗嘱》的编剧完全出自朗当时的妻子冯哈布之手,作为一个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哈布怎么可能去影射希特勒?再说了,朗本人对纳粹的态度在不断出炉的影人回忆录中,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奈本扎的儿子哈罗德(Harold Nebenzahl)就说,《马布斯博士的遗嘱》是我父亲投资的,他很焦虑影片会被禁映,但朗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戈培尔博士和我私交良好,他会关照我们的。”而很多次,朗身边的人都听他用非常赞赏的语气谈到戈培尔:“他是真懂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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