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上诉，除了吃饭和大小便，我就是抱着头苦睡。这是我保存体力的基本功。一直等到终审，再到把我丢进劳改所，我才开始想我进来的原因。
警察为什么能轻而易举掌握我的行踪，并很快就逮着我？而且他们怎么能确定我拿到了传票会不去法院？这个逮人的程序有点不对劲。
后来律师帮我打听到了一个情况，警察对我实施了抓捕行为，是由于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告密说我有潜逃迹象。但打这个电话的人是谁，我永远都想不到。
在劳改队，起先是把我分在做一次性打火机的车间。说是车间，事实上就是一间简陋的屋子，只有几张低矮的桌子和几大麻袋打火机的零散配件，挤着十来个犯人做事。屋子里没有凳子，装配时只能蹲着做事，蹲累了就跪着，像日本人坐榻榻米一样。一个月下来，我的腿肿胀起来，用手指一按一个窝，两只手更是脱皮得厉害。可是我并无怨言，心想改造犯人是这种条件很自然，要是舒服的话，谁都会随便去做坏事了。
去食堂吃饭跟上战场没什么两样，几百号人端着盆子急不可待挤在人群里，期待赶快解决这一餐。一个多小时的开饭时间，有的因赶得迟了，往往就得饿一顿。或者所在车间要赶着上班，没吃完就得扔下盆子去做事。我吃得较少，用倦倦的神情尽量不去消耗能量。我用意志力支配着神经，不在乎做任何事。就算这里过得舒服，也是烙上了耻辱的印记，没有什么可炫耀。我在等着出去的时刻，我用每天的回忆来填充我的暂时苦闷，我脑子里过滤着一件件事，我为什么会栽进这里来？
肯定是有人要整我，这个人我确定就是老卫。
老卫要整我的理由，我一下想不出来。一没欠他钱，二没抢他马子，也就是那次意外撞车，他有了让我当替罪羊的想法。可就算是这样，他顶多可以默不作声，没必要再打电话告密。我确定那个打告密电话的人就是老卫，除了他我想不出其他人。
母亲两次来看我，都哭得稀里哗啦，惊天动地。之后我就叫她别再来了，说她会影响我固定好的情绪。在这里不需要脆弱，不需要感动，只需要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