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院把病危通知书送交给剧院的时候，“军工宣队”负责人马上来到病房，为了再给焦先生一个承认自己反动罪行的机会，竟然大声地追问：“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上交待吗？”当遭到焦先生微微摇头拒绝以后，负责人立即向家属宣布了三条必须遵守的“规定”：“１. 不许给死者穿衣服，只能用一条旧床单包裹起来火化；２. 保留骨灰的木盒子只能用最便宜的７元钱一个的；３. 不许立碑，骨灰盒只能存放在八宝山公墓的地下室里。”
焦先生——一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又硕果累累，而且桃李成蹊的当代中国戏剧大师，于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８日、享年７０岁，悄悄然地、冷清清地、有悔有怨有恨地走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再说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了。
焦先生走了以后，大家都在情不自禁地猜想着他那急于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究竟是什么。首先猜想到的是他生前已经拟就的两篇论文提纲，一篇是《论民族化》，一篇是《论推陈出新》。《论民族化》和《论推陈出新》都是１９６３年年初，他准备为探索话剧民族化和不断推陈出新过程中，所写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与感悟，打算每篇论文要写到３万字至５万字。然而，由于当时文艺界“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他几经执笔又不得不放下，终于未能把论文写出来。现将两个提纲的原文抄录在这里，以供读者欣赏、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