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修士回顾他所来之路，他所历经的折磨考验，作出了奇妙的证词。在这里，绝望还是希望，僭越还是信仰，“依自”还是“依他”，成为永远辩证的谜团。
张马丁的一生让我想起朱西宁（1927—1998）小说《旱魃》（1970）。在那个故事里，原本作恶多端的唐重生皈依基督教获得重生，却又不得其时而死，以致引起村人怀疑他已经化为厉鬼，继续危害地方。只有在开棺曝尸以后，死去的唐重生以枯骨恶臭证明光天化日下——没有鬼，也没有神。但也只有在没有神迹的前提下，唐才以最谦卑的形式完成他生前的忏悔，他的重生。王德威，《画梦记：朱西宁的小说艺术与历史意识》，《后遗民写作》。
《张马丁的第八天》思考宗教和现代性的两难之余，也写出一则政治寓言。李锐笔下的天主教来到中国普度众生，却也是个阶级森严的统治机器。莱高维诺主教牺牲一切布施福音，甚至以性命相许，牺牲不可谓不大。但面对传教种种阻力，他显现另一种野心。为了事奉他唯一的神，他不能容许异教杂音；为了成全无上的大我，他否定任何小我。张马丁的“复活”成为大考验；莱高维诺主教决定顺势操作，因为着眼更崇高的慈悲。相对于此，张马丁为了最根本的诚信，决定摊开真相。
这师徒两造各有坚持的理由，在非常时刻里，他们竟以互相弃绝对方以确保自己的正当性。这里的焦点是张马丁到底是被教会驱逐，还是自愿离开教会？对莱高维诺主教而言，不驱逐张马丁无以保障教会的秩序与权威；对张马丁而言，不离开教会无以保持自身的道德与清醒。两者都以信仰的纯粹性作为终极目标，结论何其不同。拉锯到最后，张马丁毕竟是牺牲了。他被剥夺传教士的身份，无亲无靠，成为在异乡荒野里的流浪汉。
近年学界又兴起研究生命∕政治（bioplitics）的热潮。意大利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体制内的包括在外”（exclusive inclusion）——像是集中营的设置——成为一个政权维稳的必要措施。而如何认证、处置该被放逐的份子，正是统治者伸张权威的手段。
被放逐者不生不死的处境必须被当作是威权者策划的一部分，而未必仅是自居异端。有心探讨这一理论的学者不必舍近求远，看看张马丁被逐的一幕要让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了：回顾现代中国社会起伏，像张马丁的例子还少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