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名字不止一次地进入张澜的视野。这个年轻人思想的睿智和笔端的锋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由于地位悬殊，张澜和这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一直不曾谋面。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回到家乡。此时，北洋政府正陷入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中，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普遍厌战，一时间，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南充也在此时宣告自治，而张澜自然成了民众推举的领头人。
张澜把自治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实业和教育上。
张茂延：自治一搞搞了5年，在整个南充，小学、中学、职业中学这些，他办了有许多所。他自治的范围有二十几个县。
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几年以后，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
张梅颖（张澜的孙女，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那时候不是完全地接受马列主义那种暴力革命（的思想），比较主张像他治理川北这样，大家都很和谐，从他做起，一级一级都很廉洁地帮老百姓致富。他搞了这么个试验田，也很成功，当时川北是夜不闭户，大家都丰衣足食。当然，后来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他放弃了。
1926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此时，新成立的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而刘湘也正需要在全国各处大兴大学之时，于川内建出一所高质量的学府，以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自然而然地，他把目光投向了张澜——15年前，刘湘曾任职于川北宣慰使张澜麾下，对老上司的丰富才学和德高望重，他自然有深切认识。
张澜接受了这个职位。出任校长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夔门在瞿塘峡西端，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此处喻破除思想的保守和偏见，广开言论，广纳新知），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唯才是举。
张梅颖：他那时候搞教育改革，教育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他请了很多外国的教师，而且不排斥任何人，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可以上台讲你的理论。
而实际上，当时成都大学的校园里，确实活跃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张澜称赞他们“多诚笃君子、有为青年”。又说，帮助他们“乃为国育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其开放的胸怀和为国育才之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成都大学成了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张澜本人则一度被拿来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
然而，这样的成绩并不会让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军阀政府始终对学校的发展心怀忌惮，只是碍于张澜的声望不敢妄下黑手。终究到了1930年，曾是张澜学生的军阀刘文辉以三校合并为借口，排挤张澜，裁撤成都大学（即将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张澜遂于8月自动辞职，离蓉赴渝。行前与朋友话别时，他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