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张澜在当省长时期，四川有一年闹灾害，他的四弟致书给他，说希望在政府部门谋一个低微的职位，以挣一点现钱养家糊口。张澜就回信说，“我受百姓推举，实为百姓仆役”——那时他就谈到“权力是谁给的”的问题，说身系一切权力都是百姓所委托，怎么能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的弟弟安排职位？然后还写到，“弟如爱我，应体谅我的心情，以在家中替我孝敬、侍奉老母为最好”。
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例。出任川北宣慰使后，亲朋故友来托关系的越来越多，张澜不胜其扰，后来干脆辞职一了百了。
尽管后来又被时局多次推上高位，张澜的风格却从来不变，一直坚守着“清廉为民”的原则。在任时，张澜总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下，让她们依旧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绝不会因为自己当了“官”就让家人鸡犬升天。平日里的张澜也自是两袖清风，不但不会收受贿赂，对外应酬还总是自掏腰包。一来二去，张澜负债累累，不得以将祖辈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家中一贫如洗。
梁晓声：当时南充地区有一名军阀受别人的唆使，兴起了“倒张”的念头，派了一些密探到张澜的家乡去，打算在生活方面找到张澜一些做人、做事上的破绽，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一些腐败的证据。结果去侦探的人回来给他打报告说，“但见环堵萧然”，就是说墙上什么都没有；“一屋空空，家人庵居素食”，庵就是道庵的庵，一家人过着出家人一样清苦的生活，“无可窃物”。这个军阀听了之后，沉吟良久，长叹一声，“天使张澜如此清政，‘倒张’必遭天谴”。后来他就完全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然而为官清廉并没有为张澜换来他所梦想的桃花源。局势早已不在他的控制中，成长起来的军阀们开始了连年混战，张澜视线所及，四川万里疆土硝烟滚滚，民不聊生。1918年，在军阀的压力下，张澜被迫离开四川，前往北京。临走前，竟有巨匪拦路赠银，张澜在民间所受尊崇，可见一斑。
张澜在郁郁之下离川上京时，他绝不会想到，这次上京将给他带来巨大的收获。
就在他上京的次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风气下，流行于世面的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被推向大变革的前夜。
张澜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虽然身为北洋政府的朝中人，但张澜一直汲汲于新知，自然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也很欣赏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如此，他还做了李大钊任总编的《晨报》的董事长，新文化运动的诸位干将都曾是他的专栏作者。从1918年到1920年，张澜与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思想渐渐地随时势而改变。
张茂延（张澜的女儿）：他在北京的时候设立了四川省长行署，但是没有事情，所以一天（到晚）就在街上逛书店之类的。他那时候在找国家的出路，一边是苏联的榜样，另一边就是英美那些（国家的榜样）。他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已经觉得有些失望了，觉得那种革命不能够彻底地救中国。
那时候，十月革命刚刚发生不久，“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太新的名词，人们还没有能力把它和中国的未来相联系。在欲知其底蕴的冲动下，年近半百的张澜开始研究这个为劳工的新主义。
张茂延：苏联的大的情况他们晓得，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不晓得，所以那时候到处找书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