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恶意与压迫，在此语面前皆灰飞烟灭！
统领民盟，反蒋、联共、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的无耻行径震怒了国人，抗日呼声日渐高昂。然而，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却仍然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剿”共。这一举动让无数人既失望又愤怒，张澜也不例外。他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
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张澜闻讯后，积极发动民间力量，迎接红军入川。这让共产党感到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一位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很有号召力的人士的帮助，对工作的展开极为有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
于是，1936年的一天，张澜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崿突然回家。这让张澜欣喜若狂，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竟已是中共旅德支部书记。
张梅颖：他（张崿）是1926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到了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长。（他）当时（有）两个任务，一是在张澜身边，以张澜的名义保护一些人、做一些事，因为那时候没人敢动张澜；二是恢复川北地区，像华蓥山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
张崿在张澜身边工作了两年。这两年让张澜极为快乐，他一边享受着天伦之乐，一边也从儿子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张梅颖：听我祖父说，他（张崿）从来不坐滑竿，因为他觉得坐在滑竿上让人家抬，是剥削阶级。
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崿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
但这短短两年的相聚，毕竟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胸中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这时候，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
局势所迫之下，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共赴国难。随着战线的逐渐推移，国民政府中枢不断西迁，四川逐渐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聚集地。作为四川名宿，张澜各方奔走、联络，积极支援抗战；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会上一面呼吁加强合作，团结抗日，一面痛斥汪精卫等人的投降理论，号召“全国同胞认清形势，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但这无数人苦心构筑的统一战线，却很快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1938年10月的武汉大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共独裁的苗头再一次显现出来。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提交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后来，国民党又秘密颁发了《共产党问题处置法》等反共文件，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这些行径让张澜大怒，他跑去找到蒋介石，当面质问他：“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要反它、限它？”然而蒋介石不但没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还在1939年6月制造了平江惨案，包围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工作人员。此事被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张澜等人愤而邀集各界人士，将惨案经过写成报告，并印成书面材料公之于众，国民党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公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9000新四军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遭遇8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7000壮士殉难。又是张澜，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真相材料秘密散发出去，戳穿了蒋介石御用文人的粉饰谎言。
张澜由此成了蒋介石忌恨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