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总不能让我跟总统或是总理来谈判吧，总得跟代表谈，你说他不能代表本国政府，这有点奇谈怪论了。他答不出来了，我就接着讲，要在本世纪内收回澳门，这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和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做任何让步，希望葡萄牙方面不要再横生枝节，本来已经双方都同意了的。
讲到这里他又僵住了，我说：“你们再认真考虑，我就告辞了。”下了楼以后，本来一大堆各国记者都在等着我采访，我就说今天比较疲劳，不开记者招待会了，就回到旅馆。
回去后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对方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外长不谈、总理不谈，最后弄个总统出来谈，这是拿最高的官职来压我们，采取“鼻子大了把嘴巴压住”的策略。我们不能屈服于压力，所以除了明确表态之外，我得给对方也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表达我们的不快。第二天本来安排参观几个景点，我说疲劳了，通知葡方明天的参观项目取消，我要在旅馆休息。当夜我也把这个情况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回国内。
这让周南颇为震动的变故，其实也是出于葡萄牙政府的牟利之心。原来，在当时的葡萄牙政府中，有些人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部分外资会从香港迁到澳门，如果晚十几年再将澳门交还给中国的话，葡萄牙方面可能会由于外资的进入而获得巨大利润。
摸清这一情况后，周南决定立刻给葡萄牙方面施加压力，取消了第二天的参观行程。此举引起了媒体和外界的纷纷猜测，不敢冒险破坏协议的葡方不得不再次邀请周南进行会谈。
周南：这一谈，他就表示：“阁下这次来访使葡萄牙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立场了解得更加明确、清晰。在回归的时间问题上，希望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内部还需要协调协调。”我一听他的语气，就是准备下台阶的样子，就说“好”，又跟他重申了不迟于本世纪末收回澳门的决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希望葡萄牙政府认清楚这一点。当晚我回请葡萄牙外长的宴会就比较轻松了，双方也讲了一些好话。
在葡萄牙短暂停留之后，周南立刻返回北京，并受到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的赞扬，认为他在面对葡萄牙总统的时候没有软弱，当场顶回无理要求是正确的。
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关于具体归还时间的谈判。
周南：到了（1987年）1月份，葡萄牙副外长来（北京）了，我们见面会谈。他说葡萄牙的最高国务会议又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的意见是同意中国主张，在本世纪内，也就是1999年12月最后一天交还澳门。我一听就跟他说：“澳门也好，葡萄牙也好，香港也好，整个西方世界都要过圣诞节，都要放长假。一般从圣诞夜24号到过年都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把交接仪式放在这个时候合适吗？可不可以提前一下？”他说他不能做决定，要报告政府。过了两天，他说收到政府的回电，同意提前11天，12月20号。我们说，这也好，就这么同意了。
周南的机智和坚持，让澳门的回归整整提前了11天。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澳门进入12年的过渡期。紧接着，其他筹备工作也步入正轨，在各方人士的合力推动下，1999年12月20日，澳门如期回归，中国的统一进程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异族统治之下百多年的香港和澳门，终于在20世纪最后的时间里回归了祖国，无数人共同经历了这两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也见证着中国这个曾经历了百年苦难的文明古国，正在一步步、一步步地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