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后，英方突然改变了态度，从合作走向对抗。这年年底，港英单方面提出一个“玫瑰园计划”，准备斥巨资建设一个新机场，这一举动致使香港回归的局势再次严峻起来。
鲁平：我们当然有意见。我看了后很火，把这1820亿（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后，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你不能把香港财政储备都用完了。我不反对你建新机场，但你留多少财政储备我要管，因为涉及将来特区政府的问题，我们要替特区政府说话。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香港修建新机场，但是双方对于费用问题产生了分歧。中方在进行了紧急商议之后，决定对港英这一举动置之不理。
鲁平：我们稳坐钓鱼台，不理他。这个问题我们不点头的话，机场他肯定建不成。我们当时分析了形势，这1820亿里涉及向银行贷款，还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款？当然是特区政府来还。现在特区政府不存在，谁来保证这笔债1997年以后一定偿还？当然要我们来替特区政府保证。所以我们不着急，也不理他。
后来果然好多银行都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替特区政府保证1997年以后这笔贷款一定归还。我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新机场计划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这么多钱，没有办法保证。结果这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搁浅了。他已经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乱坠，怎么怎么美好，结果搁浅了。
走投无路的英方多次来到中国，就新机场的问题进行商议。而中国政府则重申一个问题：港英政府能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多少钱的财政储备？
鲁平：当时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储备。我说你开玩笑，50亿港元留给特区政府，能做什么事？你们把香港的钱都用完了，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
到1997年，如果特区政府只有50亿港元财政储备，必将会使香港的稳定受到直接影响。鲁平自然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但不明就里的香港民众对此却并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机场，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一片指责之声哄然而起。
鲁平心里非常着急，他想向市民们解释，但又不能将这些话对外公开讲，只得在香港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忧心忡忡地接连问道：“就剩个零头，（其余的）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让香港民众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鲁平心中的真诚和焦急，也渐渐理解了他为香港谋求繁荣与稳定的诚意。
这时，港英政府已是骑虎难下。关于新机场的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中方却不予配合，这让港英政府寸步难行。英国首相梅杰犯难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顾问、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来到北京，找到鲁平。
老对手相见，没有过多寒暄，作风硬派的鲁平直接向柯利达提出质问。
鲁平：我说：“具体你说吧，将来到底能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后来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讨价还价。原来说50亿，我说不行，后来加码，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一直加到250亿。他说：“鲁平先生，我们实在不能再加了；实在没办法，250亿到顶了。”
鲁平仔细帮香港人算了一笔账：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亿港元，特区政府应该有1000亿港元左右的资金储备。这笔账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对此表示同意，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却又随之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