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我们要草签一个新机场中英双方谅解备忘录，我跟柯利达两人先草签，然后两国的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以后才能生效。关于这个备忘录，之前他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在北京签署，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条写在备忘录里，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以后，才正式生效。到这时候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的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不能来。”我说：“你曾经说过可以到北京来签署，我才跟你谈的。”他说：“我没说过。”我说：“要不要拿出记录来给你看看。”他就跳起来拍桌子，说：“我没说过，我们首相不能来。”我听了我也跳起来，也拍桌子，说：“柯利达阁下，你不要再谈下去，如果你不想谈的话，请你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尽弃，因为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来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态度这么硬，马上就软下来说：“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让我们坐下来再继续谈下去。”
柯利达马上与英国首相梅杰取得联系。思索再三，梅杰同意来北京签署备忘录。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在鲁平眼中却是一次外交的胜利。
鲁平：因为这问题不单单是个谅解备忘录的问题，而是1989年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也不来，所以这个问题是一场外交斗争的问题，你不来，我就要你来。最后他没有办法，因为机场问题骑虎难下，后来梅杰还是亲自到北京来签了字。签完了以后，柯利达就举杯说：“鲁平阁下，我祝贺你，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保卫者。”我接着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最好的保卫者。”
又一轮波澜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是，过渡时期的香港并没有就此平静，打定主意与中国对抗的英国派来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鲁平：这个人当然很能干，思想也很敏锐，但他整个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很敌视。他写了一本叫做《东方和西方》的书，书里批评那些香港的大老板来跟我们做生意，说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共产主义，所以他反对任何外国——包括美国——到中国来进行投资，说到中国去投资就是向中国共产党磕头。他思想非常反动，对中国完全敌视、非常仇视。所以他一来就来了个下马威，提出他所谓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们商量，就抛出一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将使中英之前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化为泡影。他先对外公布了这一方案，然后才于1992年10月22日到访北京，中国政府再次派出鲁平与他进行会晤。“直通车”方案指当时中英双方为保证平稳过渡，特许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只要其组成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其议员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而彭定康的政改改变了立法局议员的选举方式，使得议员们不能再坐“直通车”，中方需在前后政治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考虑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鲁平：我跟他讲道理，说“直通车”能使顺序衔接，能够做到平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等，讲了一大套，他听不进去。但是我有一张牌，两国外长交换的几封信件在这里。
鲁平手里握有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的七封信，其中对“直通车”的问题已经达成协议，而且已经写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此时，面对顽固的彭定康，鲁平出示了这七封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彭定康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