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讲，一看这个议程的内容他吓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人有这么一手，然后就极力地抗拒、不赞成、反对，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
首先，英方认为在1997年办理政权交接之前，没有什么“过渡时期”可言；其次，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和外交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英方甚至提出，联合机构常驻香港可能会成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心，影响英方对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谈判一时陷入停滞。不得已，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南：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也得考虑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们团里提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员会，改叫小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不仅更换了名称，周南还提议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也可以商量，在原则问题之外，中国愿意做出让步，以此显示谈判的诚意。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周南邀请杰弗里?豪和柯利达共进午餐。
周南：对这段经历，这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柯利达说是本来刚下飞机不久，还在倒时差，一听说要吃饭、喝茅台，当时兴趣不大，但是一听我讲到这个提议，突然觉得猛醒。我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还不肯接受，那我们就撤回原案。他听得进去了，所以很紧张，立刻就清醒过来，马上吃饱饭跑到杰弗里?豪的房间里向他汇报。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说，他（柯利达）一张口，杰弗里?豪就制止他，说这个宾馆可能有窃听器，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是7月中旬，热得很，钓鱼台的院子里也没有多少高树，他们找到一棵树，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谈到底怎么办、如何应付。
据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倾向于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个人反对。他们决定立即发报给撒切尔夫人，请她做出指示。撒切尔夫人第二天在回电中说：“我们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知邓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头汇报，说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谈、怎么解决的。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