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中国废墟
西方学界对1792年至1794年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对于英国来说这次外交行动可说是一次失败，因为乾隆皇帝——据说是由于英国使节是否需要叩头的争议——拒绝了乔治三世关于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的请求。传统史家根据使团成员的记述或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相异的结果，或认为是“传统”和“现代”文明在现代性前夜的冲突所致。何伟亚（JamesHevia）和艾尔曼（BengaminA.Elman）等人的近著，则从帝国建构、科学史、礼仪行为、视觉和文字再现等研究视角对这一外交接触作出了新的解读。本节着重讨论此次外交接触的一个特殊产物，那就是使团成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Alexander，1767—1816）对中国废墟的写实描绘。当然，在1792年以前，欧洲就已经有了好几套甚具影响力的“中国图像”了。但是这些图像从没有描绘建筑废墟。因此，废墟图像何以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出现以及它们与这次外交出使的关系，便成了格外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个基本的原因是，除了外交和经济目的外，马嘎尔尼使团还肩负着考察“真实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的任务。在使团出发前，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JosephBanks，1743—1820）——他曾随库克船长去南太平洋探险，而此刻正在修建皇家园林邱园——就给了马嘎尔尼一份关于收集采样的详细指示。使团船队于1792年9月26日自英港斯庇汉（Spithead）出发，随行人员不仅有外交使节和海员，还包括了学者、植物学家和科学家。因此，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随团人员在他们的详细笔记中不仅报告了外交事宜，而且还事无巨细地记录并发表了他们在其长途跋涉中的所见所闻。马嘎尔尼的秘书约翰·巴罗（JohnBarrow，1764—1848）撰写的《中国旅行记：包括在圆明园短住以及此后从北京至广东的旅程记录、见闻和比较》（TravelsinChina，ContainingDescriptions，Observation，andComparison，MadeandCollectedintheCourseofaShortResidenceattheImperialPalaceofYuen-Min-YuenandonaSubsequentJourneyThroughPekintoCanton），其书名已经十分明确地突出了这种纪实之意图。其他使团成员撰写的出版物虽然没有如此冗长的标题，但不管是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Staunton，1737—1801）的半官方的记录，还是马嘎尔尼的随从埃涅阿斯·安德森（AeneasAnderson）或是随团士兵塞缪尔·福尔摩斯（SamuelHolmes）的流行记闻，都以详细记录和观察为其主要特征。亚历山大所画的诸多画作同样以明确的纪实风格描绘了中国的风景、城镇、建筑和文化活动，还有不同等级和职业的人物。约翰·巴罗在其回忆录里说：“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从人的面容和外貌到最不起眼的植物，亚历山大先生都用水彩画和素描优美而忠实地记录下来，他所做的事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当东也对亚历山大描绘中国绘画的纪实性质盛赞不已，他在其《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uthenticAccountofanEmbassyfromtheKingofGreatBritaintotheEmperorofChina）中说，亚历山大在该书中的每一幅插图都是“大自然的忠实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