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看，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见证，使团成员的记闻有效地破除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浪漫主义想像。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以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除了孟德斯鸠是个明显的例外，欧洲18世纪的哲学家大都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将其想像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和仁慈的体制。欧洲18世纪贵族对异域的中国艺术也是情有独衷，用大量的“中国风”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府邸。相对而言，发生在18世纪末期的马嘎尔尼使团的访华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那时的英国正处在迅猛的工业化过程中，积极发展世界贸易体系。自诩为伽利略、牛顿和洛克的继承人，马嘎尔尼和他的同行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学、理性世界的代表，而他们在中国的体验也确实证实了他们认为东方是一个落后、前工业化世界的观念。他们在其日志里所记述的中国虽然不乏动人之处，但却是一个“由一小撮鞑靼人对三亿华人施行暴政”的国度。在他们看来，与文明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是野蛮人。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则如同一艘“老旧而疯狂的超级战船”，以其庞大的体积威慑邻邦，但是在一个软弱船长的指挥下则会随时倾覆。巴罗在其著作开篇处总结了这种对于中国的新态度：在他看来，他的记录将剥掉耶稣会教士给清廷有意涂上的那层“华丽而俗气的光泽”。
威廉·亚历山大在1792年加入马嘎尔尼使团时只有25岁。虽然他只是使团里一个级别不高的制图员，但他出众的精力和效率——他总共有一千多幅作品留存了下来，其中870幅藏于大英图书馆——最终使他成了这次出访的最重要的“视觉记录者”。他的勤奋与使团内级别更高的“肖像画家”托马斯·希基（ThomasHickey，1741—1824）的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三年的出行里只完成了区区几幅作品。回到伦敦以后，亚历山大以其现场速写为基础创作了不少水彩画，或作为书籍插图，或作为艺术品展览和出售。在1795年到1804年之间，他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了16幅作品，前13幅都是中国主题的绘画。但他作品真正的影响力则是靠其印刷品实现的。1797年出版的第一本对使团访华的系统记录，即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复制了亚历山大的一组作品。16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这组作品同斯当东的记录一起在法、德、荷、瑞士和美国出版。17其后，亚历山大的这组作品及相关作品又作为插图出现在很多其他关于马嘎尔尼使华的书中。从1798年起，他开始每三个月发表四幅一组的使华图画，最终这些作品于1805年结集成《中国服饰》（TheCostumeofChina）一书。以他的名义出版的还有另外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之行所绘海角和岛屿图》（ViewsofHeadlands，Islandsetc.，TakenduringaVoyagetoChina，1798），另一本题为《中国装束和风貌的如画再现》（PicturesqueRepresentationsoftheDressandMannersoftheChinese，1814）。前者所收大多是技术性绘图，后者可能并非出自他手。相比起来，《中国服饰》里的48幅彩色雕版图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并配有他所写的解释，可以被认为是他的中国图像的代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