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么喊着，不管我手里还有那么十多张。我知道他已失去了吆喝的动力，就赶紧收摊。这时正好诗社社长陪着一位谢顶老头走进来，走上讲台。五百座的教室已经全满。
我们撤到阶梯教室的门口，小钟问我：“讲座你听不听？”
我说：“不听。我对老头没意见，但我对散文诗有意见。”
小钟说：“说得太对了！诗就是诗，什么散文诗！那你想不想喝酒？”
我说：“随你。”
他说：“那走。”
从北师大北门出去沿街往东走上那么百十米在路口有家小饭馆，是典型的北京80年代的平民饭馆，陈设简朴，什么都做，而且味道不错。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在腾腾热气中隐现着几张生动无比的面孔，嘴唇翻卷着吞下涮肉咬破饺子也高谈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在80年代出现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说《今天》诗歌，比如说地下摇滚，都是和这种小饭馆的氛围融为一体的，就像我想象中咖啡馆之于巴黎的许多事物。当年我们作为追求文化的小屁孩出入于这种场合，也有种赶时髦的意思在里头。十多年后——就是今年年初，我带着一个初到北京的哥们儿来找过这家饭馆，发现它已变成一家卖日本面的装潢考究的面馆了——也颇符合时代的变迁。
当年，那个晚上，我和小钟是寻着一股涮羊肉的气味来到这里并隐没在那片热气腾腾的灯光中的。我们要了涮羊肉和零打的二锅头，尽管是已在学生食堂吃过晚饭，可那阵儿青春强健的胃有着见肉立马又饿的出色反应。
小钟把酒小心地倒入杯中并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他说上学期他在留学生楼陪住（北师大有这传统）时与一位来自丹麦的留学生酒逢对手，啤酒他是每喝必栽，那小子可以那么一直喝下去，从上午一直喝到晚上，从来就没醉的时候。后来有一次他弄来两瓶二锅头，他往碗里倒上一点儿，然后划了一根火柴丢进去，那老外顿时目瞪口呆站了起来，嘴里用中文高叫着：火！火！在他面前的桌面上确实是一碗火。由于这老外坚决不喝这火的酒，这一次就算是小钟赢了。
“火！火！”小钟还在模拟那个老外的山东腔（老外说中文都像山东腔），我也乐了。
小钟在我们年级的男生中算是比较能喝的几个之一，四川人嘛。那时我也算是能喝的，或者说叫敢喝，所以我俩喝酒还是有点儿气氛的。我们喝二锅头是因为我们只能喝得起二锅头，说起来很好笑，那时我给自己喝二锅头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借口，那就是二锅头对于嗓子眼儿的刺激力可以立马让你的嗓音变得沧桑无限，像虎妞她爸，所以我尤其喜欢在女人面前喝二锅头。
酒过不知几巡，小钟说：“来，给我剥皮！”
我说：“得得，你有病啊？！”
我自然知道他所谓的“剥皮”是什么意思，都是让莫言《红高粱》给闹的。当年《红高粱》也是刚打响，我们对其中剥人皮的细节印象深刻，用今天的话说那可能就是最“酷”的。与此同时还流行一“酷”，就是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用这一“酷”来说那一“酷”，就是“剥皮”，这也是中文系式的学生腔，不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伟大领袖早倡导过的。此“酷”一流行，宿舍里一到晚上的“卧谈会”，人人都成了刽子手，剥别人的皮也剥自个儿的。身处其中我知道两方面都需要勇气，而在这两方面也都涌现出了真正的勇士，在我们宿舍里，杨林是剥他人皮的高手，小钟则是自我剥皮的大师，他们俩在一起正好是一台戏。那年暑假我们宿舍一起去山东青岛一带搞社会调查，杨林剥了小钟一路的皮，直剥得体无完肤。他竟能看出小钟对我们傻大黑粗的女辅导员的邪恶欲念，而小钟也竟然认为他看得很准，那一路，小钟自我剥皮的经典之作是供出了十二岁那年在家乡偷窥大姨妈洗澡的事。现在他又来折磨我了，他已被人剥皮或自我剥皮成瘾。
我说：“你让我剥你的皮，好吧，那就谈谈你的受虐狂和自虐狂倾向。”
小钟说：“你不好好剥，我可就自己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