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我狂亦即我存在(3)

正是在陈独秀这位人生导师的指引下,刘文典由一个懵然无知的青年变成激进爱国的战士。此后几年,刘加入同盟会,主持革命报刊、参与革命暗杀、组织武装起义、发起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也正由于这段辉煌的经历,刘文典才得以在同蒋介石“发飙”时挺起腰杆、底气十足。

命运无常,人生难测。五四之后,陈独秀继续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其间也犯下不少错误,走过许多弯路。而刘文典则渐渐远离政治、一心学术,成为象牙塔里的“得道高僧”,写下了许多传世巨著,二人似乎没了交集,不再往来,成为两条平行线。

不过,刘文典内心深处一直惦念着这位恩师。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得知此噩耗后,刘文典深深地叹道:“仲甫是个好人,为人忠厚,非常有学问,但他搞不了政治——书读得太多了!”知师莫若徒,刘此言颇有几分道理。

历史又往往存在一些不可捉摸的巧合。陈死后,其遗骸归葬于安庆北门外大龙山麓,而1958年去世的刘文典的墓葬就在安庆怀宁高家山上,两座坟墓相距不过几公里。

刘文典的第二位“狂”师傅——清末民初的传奇人物刘师培。

刘师培,一个备受后世争议的人物,其人其事本书已有专文,故不再赘述。关于“二刘”是如何相识的,不妨听听刘文典的自述:

这个中学校就其实际说来,竟是一个排满主义的传习所。请了一位排满排得最厉害的经学大师来当教员,这位先生是现代数一数二的鸿儒,经学、小学、文学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就连比起余杭章先生来,也只能说是各有所长,难以分他们的伯仲。我那时候正是抱着“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思想,在学校里“谈”排满“谈”得最起劲,做国文那就不用说了,地理、历史、伦理的课卷上总硬要扯上几句排满革命的话,所以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里去读书。他教人的方针只有八个字,就是“寝馈许书,钻研萧选”。我初见他的时候,他就问我对于这两部书用过功没有。我说我全然不曾看过,他就先这个教我。这时候学校里的功课不完备极了,教英文的是个洋行小鬼,教数学的也不大高明,至于物理、化学、生理、博物、音乐等类的功课,竟是时有时无。历史、地理也是这位国文先生代授。他讲起历史来,只顾搜罗许多的异说,并没有什么统系,编上古史竟用起罗泌的《路史》、马驌的《绎史》的办法,讲到毕业,中国史才讲到秦。讲地理也是“……考”“……说”居多,要不是历史、地理的专家,难以得着益处。所以可学的惟有国文,其余的功课要学也是无从学起。我于是拿立主意,委务积神的专学国文了。从此就和近世科学完全脱离关系,硬着心肠去“抗志慕古”,这位先生也就越发赏识我。

“二刘”从此惺惺相惜。刘文典于是遵循古时拜师的路数,准备礼金,三拜九叩,成为刘师培膝下的得意门生。如果说,陈独秀是现代体制意义上的公共课老师,那么刘师培则仍是传统教育模式下的师傅,除去每日的大课外,刘文典还可以享受“小灶”,单独赴刘师培家中聆听教诲。刘文典从这位“狂”师傅身上学到的“狂”气更多的是来自于学术方面。在刘师培的悉心教导之下,刘文典打定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的信念,不但做起文章来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平常写起字来,也故意写得古古怪怪的,表示他懂得“古”。譬如“刘文典”这三个字,“刘”字不见《说文》,是不写的,定要写作“镏”字;“典”字的古义从竹,便硬要加上个竹子头。同时他又敢于疑古、敢于否定前人,注重个人学术风格的塑造,逐渐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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